黄文炳是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水浒传》中的一个虚构人物，其本是一个在无为军小城里闲住的“在闲通判”，“这人虽读经书，却是阿谀谄佞之徒，心地褊窄，只要嫉贤妒能，胜如已者害之，不如已者弄之，专在乡里害人……无为军都叫他做‘黄蜂刺’。”“闻知这蔡九知府是当朝蔡太师儿子，每每浸润他，时常过江来谒访知府，指望他引荐出职，再欲做官。”他在浔阳楼上发现宋江题写的“反诗”，向蔡九知府告密，将宋江捕获，后识破戴宗与梁山欲救宋江所定下的计策，劝蔡九知府将这二人就地处决，梁山好汉劫法场，将其捉住处死。
黄文炳该不该杀?该杀，早就该杀，但不是因为他“举报”宋江这件事才该杀，如果仅仅是因为他举报宋江题反诗一事，那这个黄文炳反倒不该杀了。
从一个纯法制角度来看，黄文炳举报宋江题反诗，这是在维护宋朝利益，尽管这个朝廷现在不怎么“健康”，不过健康与否那是朝廷自己的事，黄文炳这个小公务员管不着，也管不了，他只管了自己该管的事。黄文炳所为完全在法律框架之内，违法的反倒是宋江。
有人写反诗，并公开题在公共场合，我把他举报给当地政府，这有错吗?显然没错。尤其是黄文炳，他的身份还是一个基层的小公务员(虽然已经离职)，这种身份背景下他如果不举报宋江，知情不报，这反倒有了违法嫌疑。说他纵容犯罪，包庇反动势力不为过吧。宋江题反诗没有错，黄文炳举报宋江反倒错了，这公平吗?
我们说黄文炳这个角色之所以屡遭读者愤恨、唾骂，主要原因不在于他是否举报了，而在于它举报的是谁。倘若写反诗的不是宋江，是诸如薛永、侯健这些不入流的角色，那么黄文炳遭读者唾骂的程度恐怕会减轻大半。这便是了，只因为犯罪主体是宋江，读者便将黄文炳的依法举报看成大奸大恶，这对黄文炳公平吗?
吴用假冒蔡京书信，企图蒙混过关营救宋江，不巧这条计策被戳穿，宋江没救出来还搭上一个戴宗。戳穿吴用这条计策的还是黄文炳，这就有点特意跟宋江过不去的意味了，本来已经柳暗花明，黄文炳一搅合事情又变得山穷水尽了。读者每读到此，痛恨黄文炳的情绪愈发浓烈，可以说是恨得咬牙切齿牙根痒痒。黄文炳揭穿“假信”阴谋有错吗?从法律层面上讲也没错，不仅没错，反倒有功，他履行了一个政府法治人员应尽的侦查职责，并做得相当认真。侦查，反侦察，反反侦察……政府与反政府势力的斗争向来如此。吴用耍聪明读者拍手称快，黄文炳棋高一着读者咬牙切齿，都是靠头脑吃饭的，这对黄文炳公平吗?
有人要说了，这也不公平，那也不公平，黄文炳难道不该杀?还是那句话，该杀，但不是因为宋江这件事才该杀。黄文炳被乡里人称作“黄蜂刺”，足见其毒性害人之甚，早就该死。不过具体到宋江题反诗这件事，似乎找不到黄文炳该死的理由。不过具体到梁山好汉这里，他们就不管什么理由不理由了，谁得罪了我哥哥谁就得死。我们再看看宋江杀黄文炳的理由：
理由一：“我与你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你如何只要害我”。你写反诗，人家举报，官府按律定罪，何谈一个“害”字;理由二：“三回五次，教唆蔡九知府杀我两个!”杀你是根据宋朝法律，跟教唆有个鸟关系;理由三：“你既读圣贤之书，如何要做这等毒害的事!”圣贤书读多了才越晓得忠君报国，举报谋反的人也算毒害?……看看，这就是宋江杀黄文炳的所谓理由，貌似很合理，其实没一个站得住脚。施耐庵弄出黄文炳一个哥哥来，无非是为了表现梁山好汉惩恶扬善。宋江拿黄文烨来说事，证明自己多么多么仗义，黄文炳多么多么无赖，一席话貌似慷慨激昂，实则空洞的很。
且看梁山好汉们是如何处死黄文炳的——“便把尖刀先从腿上割起。拣好的，就当面炭火上炙来下酒。割一块，炙一块。无片时，割了黄文炳，李逵方把刀割开胸膛，取出心肝，把来与众好汉看醒酒汤。”瞧瞧，多么血腥的场面，这也是行侠仗义的好汉该做的?黄文炳也算条汉子，受那么大罪，自始至终没吭一声，只说了句“只求早死。”
客观的说，黄文炳这人还是蛮有特点的：能从墙上混乱如麻的文字中挑出宋江这首反诗，说明他眼光独到;能一眼辨出“假信”漏洞，说明他机警过人;不顾个人安危一心回家看火势，说明他恋家顾家;遭受酷刑不出一声，说明他是条汉子。黄文炳的智商估计不在吴用之下，只可惜他用得不是地方，他原想拿住宋江，做自己“转正”的敲门砖，结果事与愿违，自己丢了性命不说，还连累全家四五十口惨遭灭门。
黄文炳拿宋江当敲门砖的确打错了算盘，宋江是什么人，能随便被人当砖用吗。黄文炳是个小人不假，但他也有理想、有抱负，想出人头地，这本身没错，错就错他不该踩着宋江往上爬。说宋江栽在了黄文炳手里，倒不如说黄文炳栽在了宋江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