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是一个才子倍出的时代。凡才子，多高雅，其中也不乏思想叛逆的，风流成性的，言辞狂妄的，行为怪异的，但像董其昌那样倚财仗势、横行乡里、野蛮霸道、卑鄙下流，最终激起民变、家财被抄的人，却极其罕见。董其昌可以称得上是明代画坛第一人渣，中国历史上最霸道的书画才子。
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号思白，松江华亭（今上海松江）人，明代著名书画家，松江画派鼻祖。他的作品，在明清时期风靡数百年，康熙、乾隆均以他的字画为宗法。即使在当代，其作品仍是书画界研究、收藏、展览、拍卖的重头戏，价格也一路飚升。然而，这份辉煌，这种火爆，并不能掩盖他当年丑恶的人品和霸道的行径。万历十七年（1589），董其昌举进士，后历任翰林院编修、湖广副使、太常寺卿、礼部侍郎等职，期间还曾一度担任皇长子朱常洛（即明光宗）的讲官。在“执政为民”方面，董其昌一无作为，二无建树，但他却利用“京官”和“书画家”的双重身份，通过为他人作书作画、鉴赏文物等渠道，攫取了相当可观的“润笔费”和“鉴定费”，私人财富陡增。
董其昌生性好色，尤其是在有了地位，有了名气，有了银子，有了势力后，变得更加骄奢淫逸。他不但娶有多房妻妾，而且还热衷于习练房中术，甚至奸淫童女以采阴补阳。即使年过花甲、儿孙满堂，董其昌对美色的贪婪，对民众的欺压，却与日俱增。
其种种丑恶行径，早已引起当地士绅和百姓的强烈不满。万历四十三年（1615）八月，赋闲在家的董其昌因为强抢民女绿英，纳为小妾，再度引起松江民众公愤。消息传开后，说书界便出现了以此事为蓝本的《黑白传》，并广为流传。《黑白传》第一回即“白公子夜打陆家庄，黑秀才大闹龙门里”。民众这种嘲讽讥笑，矛头显然直指号思白，且面黑的董其昌本人。董其昌因此恼羞成怒。
万历四十四年（1616）三月，董其昌从说书人钱二口中，得知《黑白传》出自松江生员范昶之手，于是命家奴将范昶掠至董宅，并私设公堂，亲自审问。范昶不承认，董其昌便派人对范昶百般凌辱，还强迫其到城隍庙里向神灵起誓。范昶遭此奇耻大辱，回家后不满十天，便含恨暴死。范昶死后，其母冯氏带着儿媳龚氏及三名女仆着孝服，哭闹着前去董宅讨个说法。董其昌知道后，先指使家奴砸毁她们乘坐的轿子，后将她们带入家中闭门毒打。
冯氏被推倒在沟壑之中，龚氏的衣服被尽数撕破，几个随从女仆则被剥掉裤子，用棍子捣戳阴户。接着，董其昌命人打开大门，让围观百姓观赏她们惨遭凌辱后的情形。董其昌的暴行，使松江百姓义愤填膺。一夜之间，大街小巷布满了控诉董其昌“兽宦”、“枭孽”的揭贴文告。当地妇女、儿童间流传着“若要柴米强，先杀董其昌”。徽州、湖广、川陕、山西等地客商，也加入到揭发批判董其昌的行列中来，甚至连妓院和游船上也有这类报纸传阅，骂他卑鄙下流。董其昌淫冠古今的恶行，简直到了“怨声载道，穷天罄地”的地步。
接受诉状的官员，既碍于董其昌的声名和权势，又害怕众怒难犯，只好下令拘捕董其昌家奴陈明。官府这种丢卒保车、避重就轻的作为，显然不能平息民愤。于是，情绪激愤的民众上房揭瓦，将董其昌家中的珍奇玩货、金玉珠宝席卷一空，随后将董家数百间园亭台榭和密室幽房，尽付之一炬。这就是大快人心的“民抄董宦事件”。
当时，董其昌被吓避难于苏州、镇江、丹阳、吴兴等地，一时如丧家之犬。崇祯九年（1636），董其昌病逝，谥号“文敏”。在书画成就上，董其昌才溢文敏，当属海内文宗；在品格操守上，董其昌下流霸道，堪为一代恶棍。这位臭名昭著的书画才子，生前能多次被起用，死后能得到如此美谥，反映了明朝末年上层社会的荒唐和昏庸。（刘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