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文化苦旅·道士塔》一文的影响,莫高窟道士王圆箓的“罪人”形象曾长期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历史长河中的史实不会因我们的惋惜、愤怒和悲伤而改变,重要的是我们应该从中汲取足够的教训。王圆箓,这个斗大字不识半升的湖北麻城农民,因家乡连年灾荒,受生活所迫,辗转流落至甘肃酒泉入道修行。光绪十九年的一天,王道士定居在莫高圣境,成了一位负责任的佛寺住持,并为此奉献了自己的后半生。
王道士曾为保护文宝努力
光绪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在清理被流沙掩埋的洞窟时,王道士突然发现:“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洞,豁然开朗；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有大量资料显示,在发现藏经洞后的7年间,王道士为保护莫高文物做出了局外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做了他应该做的一切。王道士曾数次逐级写报告、送样品,要求将这些文宝交上级官府保存。他首先徒步50里,赶往县城找严泽县令汇报,并奉送了取自藏经洞的两卷经文做样品。结果碰壁而返。3年后,新县令汪宗瀚上任。王道士又挑选出一包佛画去拜见。汪县令阅过,虽然惊叹不已,但还是没有对这些文物实施登记保护,只是写信告知了甘肃学政叶昌炽。对金石学和古文书有较高造诣的叶昌炽得知莫高窟发现藏经洞的消息后,一方面函请汪宗瀚实地考察；一方面着力建议甘肃藩台衙门如数将其运至兰州保存。后由于清政府推说路途遥远,运费难筹,藩台衙门只得下文责令王道士就地保管。
此后,王道士从清沙运土、供养和尚到承担对文物的保管,担子越来越重了。
王道士的被骗
让我们翻开历史,看看莫高窟国宝是在什么情况下被王道士“卖”掉的。
首先,据英国考古学家奥雷尔·斯坦因所著《西域考古图记》原著译本记载,当年窃走敦煌文物的当事人之一斯坦因绞尽脑汁,竭尽引诱、欺骗、布施、盗窃等卑劣手段来对付老实巴交的王道士,最后其强盗行径终以得逞,并先后两次从王道士手中劫掠大量国宝运至大英博物馆。
其次,是各级官府对王道士的一片热忱表现冷漠,对他发现的宝藏根本不当回事,着实让王道士心灰意冷并误导了这位文盲道士。无奈之下,王道士心想,既然这批黄纸残绢不能引起官府的重视,也许它们确无多大价值,我何尝不可以用其换回一些银钱来资助洞窟的清理和修缮呢?即便如此,王道士还是始终犹豫不决,甚至在一瞬间作出了非常英明的决定。斯坦因写道:“到了第二天晚上,却遗憾地发现满怀疑忌的王道士干了一个通宵,将所有藏卷全部运回密室中去了。”如果就此打住,也许会避免了一场大错。可谁知,王道士终究还是败在了奸诈无比的斯坦因脚下。
第三,是王道士对唐僧的异常虔诚崇拜。斯坦因发现,王道士头脑简单,但信仰却很执著,尽管对佛教知之甚少,但对唐僧却顶礼膜拜。窥探到王道士的内心秘密后,斯坦因告诉王道士:古时的唐僧到印度取经,而今,是唐僧让斯先生把这些古代经卷重又取回印度。他们编造了离奇的神话来欺骗这位头脑简单又十分迷信的王道士。历史就这样无情地捉弄了王道士。
直到精通汉文的法国人伯希和在离开莫高窟的第二年即1909年,将少量经卷在北京六国饭店展示,这才引起了中外震惊和舆论的哗然。次年,清政府命甘肃当局将剩余残卷尽数运至北京。其间,又一路被地方官绅争相截留。就这样,藏经洞总量近6万卷的国宝藏品仅剩下8000来卷运抵北京。王道士几十年如一日远离贪腐,辛劳为公,虔诚信仰,一贯始终。历史并没有记载王道士私自占用了出卖老祖宗遗产而换来的一分钱。至死,他也就是一身道士长衫,一顶圆布帽,便被他的继任们装进了洞群外面的道士塔,仅比赤条条来到这个世界时多了一身表明他身份的素服。
王道士的功过是非,抑或是“罪人”的悲剧永远值得我们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