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king?Nanking?Canton?Amoy?中国人看到这些地名，往往会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是如果把它们的中文名写出来，则人人都很熟悉：Peking就是北京，Nanking则是南京，Canton为广州，而看上去最怪的Amoy其实是厦门。
为什么这些地名的拼写和汉语拼音差那么大?诸如Peking之类的拼写真是所谓帝国主义不尊重中国，用自己语言胡乱记音的产物吗?这些地名是1958年汉语拼音普及前西方最常用的威妥玛拼音的拼写吗?
威妥玛拼音
其实，这些拼写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威妥玛拼写。
所谓威妥玛拼音，是1859年由英国人威妥玛发明的用来拉丁化汉语的拼音系统。威妥玛本名Thomas Wade，年轻时曾参与第一次鸦片战争，长期在中国活动让他学会了汉语。1845年，他担任香港最高法院的粤语翻译。1852年，威妥玛任英国驻上海副领事，从此主要和官话而非粤语打交道。在此后的官员生涯中，威妥玛多次担任英国高官的中文秘书，并最终于1871-1873年任英国驻华公使，并在1875年封爵。
威妥玛除了是英国外交官外，也是一位汉学家。在外交工作之余，他写了数本中文教材以方便外国人学习中文。他先后出版了《语言自迩集》《文件自集》《汉字习写法》等著作，而在这些书籍中，他使用的中文拉丁化的方案则是他在1859年出版的《北京字音表》中创制的。
威妥玛拼音应用广泛，很多早期翻译中，对汉语专名的翻译都使用威妥玛拼音，如《庄子》。
《北京字音表》原名《The Peking Syllabary; being a collection of the characters representing the dialect of Peking; arranged after a new orthography in syllabic classes, according to the four tones. Designed to accompany the Hsin Ching Lu, or Book of Experiments》，该书中用拉丁字母标出了汉字在北京方言中的读音。威妥玛准确抓住了当时标准音由旧官话向北京方言转移的历史契机，加之其拼音相对科学系统，迎合了对学习中文有强烈需求的各路外国人，因此影响力迅速扩大。
1892年，英国人翟理斯修订了威妥玛拼音，对其进行了小幅改动。威妥玛拼音彻底成熟，并成为二十世纪早期最通行的汉语拉丁化系统之一。甚至可以说，现代汉语拼音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参考了威妥玛拼音制定而成的。两套拼音方案在不少地方的处理方法上相当类似，如用ao表示“奥”，ch’表示“产”的声母。
当然，作为一种由西方人设计，主要目的是方便西方人学习和使用中文的拼音，威妥玛拼音设计理念和主要为中国人服务的汉语拼音截然不同，因此拼写上也有相当重大的区别。
汉语大多数方言的两套辅音都是清辅音，以送气与否相区别。而欧洲语言的两套辅音则以清浊对立为常见。英语中清辅音一般伴随送气，中国人尚且容易分辨。但清浊对立不太伴随送气的法语，很多中国人就对此十分头疼，法语中的cadeau和gâteau很多中国人听来毫无区别。
同样，欧洲人对送气与否区分的敏感度也不高，因此他们分辨汉语拼音里面的b/p、t/d、k/g往往也相当困难。在他们听来，这些音因为都是清辅音，都类似自己语言里面的p t k。
威妥玛拼音既然主要是给老外使用的，在这方面自然也是迁就老外。在这套拼音方案里面，汉语的辅音不管送气与否都是用同一个字母书写，只是送气辅音在字母后加个’以表示区别。如兵就是ping，而乒则是p’ing。
在其他方面，威妥玛也多有迁就西方人习惯的做法，如汉语拼音中的zh ch sh/j q x实质上呈互补分布，因此威妥玛拼音对zh ch/j q不在声母上区分这两组音，均以ch ch’写之。只是对sh/x，则以sh/hs的写法区别。而对zhi chi shi zi ci si这几个特别让老外头疼的音节，威妥玛拼音也尽量通过特殊的拼写予以提示，这几个音在威妥玛拼音中分别拼为chih ch’ih shih tzu tz’u szu。
此外，威妥玛拼音的时代，北京地区读书人的语音和现代的北京话还是有一些小区别，所以威妥玛中“哥”拼写为ko，而“刻”则拼写为k’ê。两字韵母并不一样。
只是，如果按照威妥玛拼音来拼的话，北京是Peiching，南京是Nanching，广州是Kuangchou，厦门是Hsiamên，和Peking、Nanking、Canton、Amoy差距甚大。这是因为这些拼写其实都是邮政式拼音。
邮政式拼音
所谓邮政式拼音，顾名思义是在邮政系统中使用。晚清中国在西洋的坚船利炮下被迫对外开放，大批西方人开始进入中国。他们需要进行通信，而如何把中国的地名以拉丁字母形式呈现则是个大问题。
高效运转的邮政系统需要标准化的地名以方便进行分拣投递。中国地名拉丁化当时并未统一。这个严重的问题使得邮政系统的主管大伤脑筋，对地名拉丁拼写进行标准化势在必行。1906年，在上海举行的帝国邮电联席会议要求对中国地名的拉丁字母拼写法进行统一和规范。
理论上说，采用当时业已流行起来的威妥玛拼音应该是不错的选择。不过，威妥玛拼音在邮政系统中的应用却遇到了不小的阻力。
阻力之一来自于列强之间的争斗。当时中国邮政系统由法国人帛黎控制，威妥玛拼音则是英国人制造的产品。其英语色彩极其浓厚，拼读方面也相对照顾英语人群。因此在法国人占据主导地位的邮政系统中不受欢迎。
不过，当时邮政系统附属于海关，海关的头面人物则是英国人赫德，只可惜他虽然是英国人，却并不待见威妥玛拼音。
地名标准化对邮政系统至关重要，标准地图也是其中一环。
赫德在汉语拉丁化方面是个狂热的本地化支持者。他认为威妥玛拼音拼写的是北京音，用北京音来拼写各地方的地名相当不合适。在1906年之前，他就三令五申要求邮政官员递交地名拉丁化拼写时不要采用威妥玛拼音，而应该采用当地方言。
在不支持威妥玛拼音的法国人和他们特立独行的英国老大赫德的共同作用下，邮政式拼音应运而生了。
虽然威妥玛拼音表面上如此不受待见，但其实际上依旧是邮政式拼音的基础，在全国大部分地区，邮政式拼音也并未采用当地方言拼写，仍然使用官话。但是这个官话却不是北京话。
明清两代，南方士子使用的南系官话一向占据了标准音的位置。到了清朝后期，虽然北京话的地位渐渐升高，但是中国人心目中的标准音并没有突然就完全转移到了北京话。以明朝早期南京地区方言为基础的旧官话仍保有相当地位。
巧合的是，威妥玛拼音的改良者翟理斯汉学造诣深厚，除了改良拼写北京话的威妥玛拼音之外，他还创制了一套所谓“南京音节表”的汉字拉丁化系统。
所谓南京音节表系统，并非清朝末年南京地区的方言，而是反映了更加古老，在南京地区已经不复存在，但仍然作为一个理想标准的官话读音。这种官话分尖团，有入声，存留有iai等韵母，颇为类似昆曲清唱中所使用的南曲音，正是反映了明朝官话的特征。
由于邮政式拼音的基础是南京音节表，因此拼写上比威妥玛拼音保守得多，如青岛拼为Tsingtao，重庆拼为Chungking，山西是Shansi，陕西是Shensi，镇江是Chinkiang，天津是Tientsin，济南是Tsinan，无锡是Wusih，承德是Chengteh。温宿是Wensuh。尖团入声俱全，甚至有“镇”读chin，“陕”读shen这样更老的特征。
此外，邮政式拼音对威妥玛拼音的外观也进行了小小的调整，如音节中间的-u-和尾巴上的-u都改成了w。安国拼为Ankwo，广西拼为Kwangsi，锦州则是Kinchow。
只不过，邮政式拼音的目的是方便邮政系统，并非让人学习汉语。因此对于威妥玛拼音中以’反映的辅音送气与否的区分，邮政式拼音完全不加理会。以至于江苏常州与福建漳州在邮政式拼音中完全不能区别，都是Changchow。
而对于南方，主要是闽粤地区的部分地名，邮政式拼音则确实实践了赫德的理想，采用了当地方言。
厦门在邮政式拼音中拼为Amoy即用了闽南语的读音。同样，厦门的外岛金门则为Quemoy，亦为闽南话的读音。有趣的是，现代厦门话中厦门读E-mng，Amoy的读音反倒和漳州话Ae-mui更加接近。厦门早期的方言记录恰恰显示，当时刚刚兴起的厦门正存在类似漳州的读法，只是厦门话音系稳定后这两个字更加偏向泉州了。
而在广东，采用方言读音则更加系统，汕头即拼为Swatow，反映潮汕话的读音。而大量的地名都采取广州音或者客家音拼写，如佛山是Fatshan，茂名是Mowming，梅州是Kaying(嘉应)，惠州是Fuichiu，韶关是Shiuchow，湛江是Tsamkong。
但是这些依然不能解释为什么北京和广州拼写为Peking和Canton。
Peking和Canton其实也属于邮政式拼写，它们应用了邮政式拼写的一条原则——已经使用广泛的传统地名拼写不予更改。
Peking很早就用来表示北京，这个拼写并不是因为洋人听中国话听讹了，而是因为在明朝的官话中，北京和Peking的读音确实很相似。只是英语中后来e的读音自己发生了变化，因此变得更加不像了。而Canton则是来自早期西方人用“广东”指代广东省城广州的习惯。作为广东地区历来的首位城市，提到广东即让人明白所指广州也可以理解。类似传统拼写还包括烟台的Chefoo(芝罘)，苏州的Soochow，福州的Foochow等。
邮政式拼写虽然系统性不高，但由于其灵活易用，一度是中国地名最常见的转写，甚至早期一些出国的中国人，其姓名拼写也与邮政式颇为类似。如二战期间挽救了接近100条生命的钱秀玲女士，其西文拼写就为Siou-Ling Tsien。
20世纪80年代后，伴随汉语拼音逐渐成为汉语拉丁化的标准默认方案，这些老拼写也逐渐淡出市场。今天不少人对它们已经不再熟悉，甚至认为这是西方人说不准中国话的产物，实在是对历史的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