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科举考试分乡试、会试、殿试三级，被录取后，对应身份是举人、贡士、进士。科举录取比例比现代高考低很多，而且不同朝代或同一朝代不同年份都不一样。唐代的录取比例相对偏低。据《通典·选举三》，唐代“贡士之法，多循隋制。上郡岁三人，中郡二人，下郡一人，有才能者无常数。”唐初大郡一般在3万户以上，以每户平均5口人来说，至少有15万人，换算下来，录取比例为总人口的1/50000。到唐高宗时，录取比例开始上升。特别是在武则天当政后，录取名额大幅增多，科举已成为读书人入仕的最主要路径。据《朝野佥载》：“乾封(唐高宗年号)以前选人，每年不越数千;垂拱(武则天年号)以后，每岁常至五万。”
曾任洋州刺史的唐代经学家赵匡在其《举选议》中称，尚书省考试录取，“大率二十人中方收一人”，录取率大概是5%。虽然此录取率比唐初增加许多，但因考生越来越多，录取率仍较低，所以出现了《通典·选举五》所说的情况：“故没齿而不登科者甚众。”唐朝科举各科的录取比例并不一样。据《文献通考·选举二》：“进士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经倍之，得第者十一二。”即唐朝进士科的录取率在1%至2%左右;明经科录取率较高，比进士科多了10%。
进士科录取名额每次仅30人左右，故唐人李山甫诗中称：“麻衣尽举一双手，桂树只生三十枝。”唐代进士录取要求严苛，宁缺毋滥。据《新唐书·选举志上》，唐文宗李昂曾诏令礼部：“岁取登第者三十人，苟无其人，不必充其数。”可能正缘于不能“滥竽充数”，唐朝的录取率是科举时代中国各朝中最低的。据清徐松《登科记考》中的统计：终唐之世，贡举进士凡266次，及第进士为6642人，平均每次进士及第不到25人。
宋朝连考15次未中者可被照顾，破格录取
在科举考试设计上，宋朝更注重录取的公平性。据《文献通考·选举考三》记载，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宋真宗赵恒曾就科举中的不公表态：“贡举谤议，前代不免。朕今召所谓势家子弟者，别坐就试。”宋代对“官二代”特有的“别试”，由此而来。在公平方面，宋朝的录取政策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录取名额向平民、庶族倾斜——科举的平民化，让一般学子有了出人头地的机会;二是扩招，增加录取名额。
其实，宋朝建国之初的录取率也不是很高，每年被录取的进士仅一二十人。赵光义(太宗)登上大位后，大幅增加录取名额。据《续资治通鉴·宋纪九》，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录取进士109人、诸科207人，加上特奏名和诸科赐同进士出身人数，共录500人，创了纪录。
在这次考试前，赵光义说了这样一番话：“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为致治之具矣。”可见，朝廷选拔人才的心情很急迫。当年参加应试的多达5300余人，基本上按赵光义10%左右的录取比例要求来录取。这一录取比例在当时是相当高的，当时大臣薛居正上奏书称：“取人太多，用人太骤”。
事实证明，赵光义的扩招是有眼光的。在太平兴国二年录取的学子中，出了好多名人、重臣。如后位至宰相高位的政治家吕蒙正，在109人进士名单中是一甲第一名，即俗话说的状元。可以讲，没有朝廷向“寒人”倾斜的录取制度，吕蒙正想出人头地很难。
宋朝录取人数最多的一次是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据《宋史·选举志一》记载，这一年进士诸科录取了740多人，其中特奏名900余人;此外，还赐予河北进士诸科350余人，又从落榜生中补录500余人。“特奏名”是宋朝独特的录取政策，用来照顾录取老的考生。宋初赵匡胤规定：凡应试十五举以上未被录取的，可不再经过考试，特赐本科出身，这是少见的照顾性质的“破格录取”，名副其实的“恩科”。因为录取率高，宋朝大概是中国古代是最容易金榜题名的朝代。在利好刺激下，宋朝考试人口剧增。据《中国教育制度通史》上的统计数字，仅淳化二年(公元991年)，全国各地参加解试的考生就有10万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