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唐僧师徒送了钵盂之后，终于拿到了有字的真经，这便启程回国。自然这番回国的路便不用再走十几年，更不用骑马打怪，而是由八大金刚驾云护送。
也就在唐僧起步之后，那观音菩萨却想起了一件要紧的事，什么事呢？那便是唐僧师徒一共经历了多少磨难——尚未来个最后的清算。
嘿嘿！要说这佛界的管事还真是七颠八倒，你非要说凑满了磨难数字才能给经书，那你就该在唐僧上山之前就把八十一难给整齐全了，至于师徒四人都取经完工了才想起要考核他们的八十一难是否完整？
唯一的解答，只能说是佛界的会计算术实在不好，记帐也不认真，以至于到此时才翻开作业本来做加法——那么之前唐僧究竟经历了多少难呢？
西游记是这么说的：金蝉遭贬第一难，出胎几杀第二难，满月抛江第三难，寻亲报冤第四难，出城逢虎第五难，落坑折从第六难，双叉岭上第七难，两界山头第八难，陡涧换马第九难，夜被火烧第十难，失却袈裟十一难，收降八戒十二难，黄风怪阻十三难，请求灵吉十四难……失落兵器七十三难，会庆钉钯七十四难，竹节山遭难七十五难，玄英洞受苦七十六难，赶捉犀牛七十七难，天竺招婚七十八难，铜台府监禁七十九难，凌云渡脱胎八十难。
但这八十难仔细看的话，其实大有问题。譬如说金蝉遭贬、出胎几杀、满月抛江是难可以理解，但寻亲报冤为什么也是难？黄风怪阻是难，可请求灵吉分明就是找到了解决办法，为什么也成了难？又譬如说失落兵器与那钉耙会，分明就是同一件事，为什么要分成两难？
要寻求个答案的话，只能说观音工作没做好（或是背后的作者江郎才尽，没辙了只好拼凑）——而难就难在，尽管七拼八凑，也只能凑出八十难，达不到八十一难的标准数字。
哈哈！这时候观音便出馊主意了，叫来揭谛，让他们赶上护送唐僧师徒的八大金刚，中途抛锚——乖乖！要知道护送唐僧回家是如来佛的命令，按说老大的命令，你观音不过是个中层干部，岂有改变的道理？可事实上老大的命令就是不如中层实际管事干部说的管用，八大金刚一听说是观音的密令，立马就把唐僧一帮人，连马带经书，一把扔下豪华班车！
说到底，在这吴承恩的笔下，佛教世界就是七颠八倒的一套逻辑——可为什么是这样呢？
其实我们该知晓，吴承恩所写的，只是一部神话小说，而不是颂扬佛教伦理的文字。在明代，印度的佛教本身，已然在穆斯林与印度教的两面夹攻中，失去了立足之地。换句话说，在吴承恩这个时代，西天真的只是一种奇思妙想而已。
那么印度如此，中国的佛教又如何呢？就元明时代而言，佛教其实是在中国经历了一个相对繁荣的时代。可正是因为繁荣，更滋生出种种怪象来。明代佛教文化便有一个奇特的现象：一方面一切由国家包办，规定严格的考试制度，考试合格者，“方许为僧”，取消历代计僧僧牒的“免丁钱”制度，免费发给度牒。另一方面，民间私自度僧现象激增，国家集中管理的规定往往落空，反而为僧尼泛滥开了方便之门。后来因为救济饥荒，收费发牒的制度又卷土重来，私度的变为公开，僧侣和寺院大量增加，到明宪宗成化年间仅京城内外官立的寺观(包括道观)就有600多所。
寺庙如此多，僧人修行又如何？我们不妨看水浒传中，那些和尚是如何一种形象？《水浒传》第四十五回便这样写的：“原来但凡世上的人，惟有和尚色情最紧……缘何见得和尚家色情最紧？惟有和尚家第一闲。一日三餐，吃了檀越施主的好斋好供，住了那高堂大屋，又无俗事所烦，房里好床好铺睡着，没得寻思，只是想着此一件事。”至于那大户人家，日夜有钱物挂念，一般小百姓们，白天劳累，晚间忧虑生活艰难，“因此输与这和尚们一心情静专一理会这勾当”。
所以，在《水浒》中，便有崔道成这样酒肉女色皆不耽误的“生铁佛”，也有裴如海那般嘴里唱着一口好梵音肚里却想着一夜情色经的“阿阇黎”。
和尚在施耐庵眼中是这般形象，而在吴承恩笔下其实亦是如此。也正因为平日里的所见所闻，他其实并不相信唐代的玄奘会是如何一个智勇双全的得道高僧，更不会认为他就是为了追慕佛法而去西天取经。
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西游记中的唐僧，始终是个遇事畏首畏尾、见妖不能识别的庸僧，在吴承恩笔下，若不是孙猴子的保护，他早已被那妖精吃了几回又骗了几回。
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西游记中，有偷袈裟不成而被害的金池长老，更有如来忽悠孙猴子，更有阿难与迦叶贪一个紫金钵盂，也有观音算错帐——呵呵，这些故事在寻常僧人看来，简直就是对佛教的大不敬，可是偏偏就深入了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