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迅速灭亡的背后，有着哪些政治背景与原因
公元263年刘禅君臣的不战而降，是蜀汉史上最后一个不解之谜。其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是有职无权的光禄大夫谯周。谯周为什么要极力主张投降曹魏？刘禅又为什么要听他的？蜀汉朝野，为什么只有少数人主张抵抗，多数人并无斗志？在蜀汉迅速灭亡的背后，又有着什么样的政治背景和政治原因呢？
蜀汉，是三国当中最先灭亡的，这让许多历史学家感到困惑。第一，史家一般认为，和曹魏、孙吴相比，蜀汉要算是治理得最好的，怎么反倒先亡呢？第二，蜀地有重险之固（《三国志·邓芝传》载邓芝语），打不了别人，难道还守不住？第三，从曹魏出兵，到刘禅投降，其间只有两个月，蜀汉之亡为什么如此之快？这实在让人大惑不解。
不过困惑归困惑，思考归思考。得出的结论，一般也有四条，即刘禅昏庸、黄皓弄权、陈祗（音支）乱政、谯周误国。这也是有根据的。我们知道，魏军从洛阳出发，是在曹魏景元四年（公元263年，此年上半年为蜀汉景耀六年，下半年为蜀汉炎兴元年）的八月；决定伐蜀，则是在五月。据《三国志·姜维传》，当时姜维已经得到消息，便上表刘禅，提出布防措施（六年，维表后主），请刘禅速派张翼和廖化分别把守阳安关口和阴平桥头以防未然。谁知这时刘禅只听黄皓的，而黄皓又只听巫师的。巫师说敌人不会打过来，黄皓便信以为真，让刘禅扣下了这份公文（启后主寝其事），结果满朝文武都不知道大祸即将临头（群臣不知）。这岂不是刘禅昏庸、黄皓弄权？
那么，黄皓是什么人？是刘禅宠信的宦官。众所周知，东汉灭亡，宦官干政是原因之一。这条教训，可谓殷鉴不远。所以，诸葛亮在世时，就特地安排董和的儿子董允担任大内总管（任以宫省之事）。据《三国志·董允传》，诸葛亮任命董允为侍中，领虎贲中郎将，统帅宿卫亲兵，而且在《出师表》中特别交代刘禅，要他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董允也不负厚望，把刘禅和黄皓看得死死的（上则正色匡主，下则数责于皓）。结果，董允在任时，刘禅和黄皓都不敢胡作非为。
但是，董允于延熙九年（公元246）去世后，情况就变了。接替董允担任侍中的陈祗与黄皓互相表里，狼狈为奸。陈祗上承主指，下接阉竖，黄皓则由始预政事而操弄威柄。两个人都排挤姜维，黄皓还暗中策划要废掉姜维，吓得姜维不敢回成都，躲在沓中（一说在今甘肃省，一说在今青海省）种麦子。一个国家，弄成这个样子，岂非亡国之相？所以蜀汉的灭亡，除了刘禅昏庸和黄皓弄权外，还要再加上一条：陈祗乱政。
这当然都有道理，但也不完全。第一，据《华阳国志》、《三国志·诸葛亮传》，以及《亮传》裴松之注引孙盛《异同杂记》，当时主张召回姜维，夺其兵权的，并非只有黄皓，还有诸葛瞻和董厥。诸葛瞻是诸葛亮的儿子，在这次战争中壮烈牺牲；董厥被诸葛亮称作良士，显然也不是什么小人。但他们都主张撤销姜维的大将军职务，也都迁就（将护黄皓（董厥还随刘禅投降曹魏）。所以这事不可以道德论，也不能把账都算在黄皓头上。第二，黄皓虽然误了事，却也没有干预姜维在前方的军事行动，仗还是姜维打的。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时，就认为姜维对蜀汉之亡有责任。这当然也可以讨论，但至少说明问题比较复杂。第三，黄皓只是误事，并没有误国，因为他并没有主张投降。主张投降的是谯周。所以，许多人认为，蜀汉之亡还有一个原因，即谯周误国。
不妨还是先把当时的情况说一遍。前面说过，魏军发兵洛阳，是在曹魏景元四年（公元263年）的八月。到十月份，邓艾军就从阴平（今甘肃省文县）出发，经江由（即江油，今四川省平武）、绵竹（今四川省德阳市），一路杀到了雒县（今四川省广汉市）。这就到达成都的大门口了。据《三国志·谯周传》，当时蜀汉君臣被黄皓忽悠，以为魏军不会马上就来（敌不便至），根本就没做任何准备（不作城守调度）。没想到邓艾的部队竟然长驱而前，因此立马慌了手脚，以至于城中居民惊慌失措，纷纷跑进荒郊野外，挡都挡不住（百姓扰扰，皆迸山野，不可禁制）。刘禅召集群臣会议，也是计无所出。一派主张奔吴，因为东吴是盟友（蜀之与吴，本为和国），或许可以收留自己；一派主张奔南，因为南中七郡，阻险斗绝，易以自守，或许可以躲避一时。究竟应该奔吴，还是应该奔南，朝堂之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这时，谯周说话了。
谯周的意见，是既不同意奔吴，也不主张奔南。为什么不能奔吴呢？谯周说，自古以来，从来就没有到了别的国家，到了另一个皇帝那里，寄人篱下，还可以再当天子的（无寄他国为天子者也）。所以，我们皇上到了东吴，也只能称臣（今若入吴，固当臣服）。既然同样是称臣，为什么不挑一个大国，要挑小的呢（等为小称臣，孰与为大）？再说了，*的规律，从来就是大国吞并小国（且政理不殊，则大能吞小，此数之自然也）。由此可见，魏国能够吞并吴国，吴国不能吞并魏国，这是没有疑问的（魏能并吴，吴不能并魏，明矣）。到那时，我们难道再投降一次不成？如果说投降是屈辱，那么，受两次屈辱，与只受一次，哪个更羞耻一些（再辱之耻，何与一辱）？此为不能奔吴之理。
至于奔南，谯周说，倒也不是不可以，但要早做准备（当早为之计，然后可果）。现在，敌军很快就会兵临城下（大敌以近），我们也很快就会大祸临头（祸败将及）。那些小兵小卒、小民小吏的心思，没有一个是靠得住的（群小之心，无一可保）。只怕我们一出门，他们就动手了（恐发足之日，其变不测），哪里还到得了南方（何至南之有乎）？
对于谯周的这一番理论，刘禅君臣并无一人反对。只有个别人反问说，现在邓艾已经快打到成都了，恐怕他不会接受投降，那又怎么办（恐不受降，如之何）？谯周说，现在东吴尚未臣服，邓艾肯定受降，他也不得不受降。受降之后，还不得不给我们礼遇。如果魏国居然不封土地、爵位给陛下，我谯周愿意亲自前往京师依照古义据理力争（周请身诣京都，以古义争之）。结果，蜀汉君臣谁都没有话说（众人无以易周之理）。刘禅倒是仍很犹豫，他还是想逃到南方去。于是，谯周又上疏刘禅，讲了一通南方绝不可去的道理，主要意思是南方少数民族原本不服（以为愁怨），见我穷迫，必反无疑。刘禅也就打消了念头。
既不能奔吴，也不能奔南，那就只有投降。显然，刘禅投降与谯周关系很大。甚至可以说，刘禅就是谯周劝降的。比如陈寿就说，刘禅一家平安无事（刘氏无虞），蜀汉百姓免遭战乱（一邦蒙赖），都是得益于谯周的谋划（周之谋也）。
这当然是正面的说法。作为西晋的臣子和谯周的学生，他大约也只能这么说。但在持不同立场的人看来，这也等于认定谯周是头号卖国贼。因此，痛骂谯周误国，痛骂谯周无耻，痛骂谯周是卑鄙小人的声音，在历史上就不绝于耳。谯周，似乎被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
其实这也是可以商量的。第一，当时朝堂之上讨论蜀汉政权何去何从时，刘禅君臣均无战意。他们与谯周的不同，只不过他们主张跑，谯周主张降。甚至，他们也不反对降，只不过担心降不了（恐不受降，如之何）。等到谯周拍着胸脯做出保证，也就都不说话了。由此可见，没有谯周，他们只怕也会降。第二，谯周的话，虽然是投降理论，却不等于卖国理论。就算是卖国理论，也不等于一派胡言。实际上，谯周的很多话是有道理的，比如群小之心，无一可保，比如南方乃患国之人，必复反叛。这些都是事实。第三，就算谯周卖国，也未必是小人。因为当时在三国之上，还有天下。天下终究是要重归一统的。在天下一统的过程中，投降者又岂在少数？包括被诸葛亮誉为良士的董厥都是。如果都要算作卖国贼，岂非打击面太宽？
实际上谯周也不是什么小人。从《三国志·谯周传》我们得知，他是一个孤儿，跟着母亲和兄长生活，长大以后迷恋古籍潜心学问（耽古笃学），终于成为非常博学的人，《三国志·杜琼传》称他为通儒。当然，学问好，不等于人品好。学问挺大而人品极差的人，我们见得还少吗？但谯周似乎不是。他不但没有什么不良记录，反倒有许多值得称道的地方。比方说，他家里比较贫穷，却丝毫不影响他对学术的热爱，本传的说法是家贫，未尝问产业，诵读典籍，欣然独笑，以忘寝食。如此安贫乐道，像是小人吗？又比方说，他这个人，大约是有些其貌不扬又不修边幅，而且说话直来直去的（体貌素朴，性推诚不饰）。所以，他第一次见诸葛亮时，所有的人都笑。本传裴松之注引《蜀记》说，当时执法官要求处分那些笑谯周的人。诸葛亮说，算了算了，我都忍不住，何况别人（孤尚不能忍，况左右乎）！但是，诸葛亮病逝，第一个跑到前线奔丧的就是谯周。这像是小人吗？再比方说，诸葛亮去世后，刘禅常常出去游山玩水，还要增加宫廷乐队。当时官居太子家令的谯周便上疏力谏，希望刘禅奉修先帝所施，下为子孙节俭之教。这又像是小人吗？
谯周既然不是小人，为什么又要卖国呢？也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他认为这个国该卖。或者说，他认为蜀汉早就该亡，甚至希望蜀汉灭亡。为什么蜀汉该亡？因为天下必须统一，也必定统一。而且，在谯周看来，能够统一天下的，就是曹魏。曹魏而非蜀汉，才是代汉而立的天命所归。？
这样说，有根据吗？有。根据就在《三国志》的《杜琼传》。杜琼也是大学问家，而且是谯周的前辈，谯周经常向他讨教。有一次，谯周向杜琼请教了代汉者，当途高的问题。所谓代汉者，当途高，是东汉末年的政治民谣。意思是说，必将取代大汉的，一定是正当大路又高大魁伟的。这话早就在流传了，而且被袁术利用过，因为袁术字公路。公路，在袁术看来就是当途高了。但是袁术并没有得逞。这样一来，什么是当途高，就必须重新解释；而益州学术界的解释，则认为当途高就是魏。
最早提出这种新解释的，是益州的大学问家周舒。他的这种说法在蜀地流传甚广，《三国志·周群传》就说乡党学者私传其语。但周舒只说当途高者魏也，没有解释它为什么就是魏。于是谯周就去问杜琼。杜琼说，这道理还不简单？魏，就是阙的名字呀（魏，阙名也）！这里我们要解释一下，就是古代天子、诸侯的宫门外、路两边，有一对高大的建筑物，叫做阙或者观（音贯）。因为它们高大魁伟、巍然而立，所以又叫魏或者魏阙。魏阙下面两边，是悬挂政令的地方，所以又叫象魏。也因此，魏阙或者象魏，就成了朝廷的代名词。比如《庄子》的《让王》篇，就说那些身在民间却不忘朝廷的人，是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魏阙或者象魏，既正当大路又高大魁伟，岂非不折不扣地当途高？杜琼对谯周解释就正是这样（魏，阙名也，当途而高）。他还说，前贤们这样讲，乃是一种隐喻呀（圣人取类而言耳）！
杜琼这么说，谯周似乎还很犹豫。杜琼又问，难道还有什么奇怪的吗？谯周说，学生还是不太明白。杜琼说，这有什么不明白的！你想想，古时候的官府、官员，有叫曹的吗？汉以后呢？都叫曹了。这里也要解释一下，就是汉代的制度，是皇帝所在曰宫，所属曰尚（比如尚书）；宰相所在曰府，所属曰曹（比如东曹、西曹）。这叫皇宫相府、宫尚府曹。府，其实就是政府。政府的办事机构叫曹，曹的长官叫曹掾，吏员叫属曹，勤务兵叫侍曹。用杜琼的话说，就是名官尽言曹，吏言属曹，卒言侍曹。这个曹，当然不是曹操的曹。但为什么这么巧呢？杜琼认为，这就是天意了（此殆天意也）！也就是说，在杜琼看来，属曹、侍曹，就是属于曹氏、侍奉曹氏。又是属曹、侍曹，又是当途而高，这下子谯周明白了：上天是要由曹魏来统一天下呀！
于是谯周也开始散布诸如此类的言论，还拿刘备父子的名字做文章。他说，咱们的先帝叫什么名字？备。备是什么意思？具备。说得白一点，就是足够了。当今圣上叫什么名字？禅。禅是什么意思？禅让。说得白一点，就是让出去嘛！
这还不算，景耀五年（公元262年），也就是蜀国灭亡的前一年，刘禅宫中的大树无故而折，谯周又在柱子上写了一条反动标语，说是众而大，期之会；具而授，若何复。这话陈寿做了解释。他说，众，就是曹，因为曹有群的意思，众的意思（《广韵·豪韵》曰：曹，众也，群也）。大，就是魏，因为魏通巍，有高大的意思。具，就是具备，也就是刘备。授，就是禅让，也就是刘禅。因此，所谓众而大，期之会，就是说，曹魏啊曹魏，你又众多，又高大，天下人都盼望着汇集到你那里。所谓具而授，若何复，则是说，蜀汉啊蜀汉，你们一个已经足够，一个准备禅让，还有什么后来人吗？
这就是谯周的思想和言论，也是他后来要出卖蜀国、主张投降的原因。显然，谯周的卖国，不是道德品质问题，而是政治立场问题。说白了，他就是要拥护曹魏，反对蜀汉。毫无疑问，周舒也好，杜琼也好，谯周也好，他们的言论都是牵强附会、强词夺理、装神弄鬼。但是第一，当时兴这一套；第二，人们也吃这一套。《三国志·杜琼传》说，蜀汉灭亡后，大家都说谯周算得真准（咸以周言为验）。其实哪里是算得准，是那些人都盼望着曹魏胜利，蜀汉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