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博物院现藏有一枚刻有“广陵王玺”的金印。该印由纯金铸成，精巧玲珑，光灿如新。印体呈方形，上立龟钮，龟首扬起，龟足撑地，龟背铸有六角形图案，龟甲边缘、双眼、四足等部位錾有圆珠纹。印体边长2.3厘米，厚0.9厘米。印通高2.1厘米，重122.8克。印面阴刻篆文“广陵王玺”四字，布局疏密有致，字体端庄凝重，刀法遒劲老练，是汉印中的珍品。
经考证，“广陵王玺”是东汉时期的印玺，其出土和所有者的推断还要从1980年南京博物院主持的一次考古发掘说起。
1980年春，南京博物院对位于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县境内甘泉山上的一座大型砖室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墓中的出土文物和高规格的墓葬形制，均显示出墓主人曾经拥有显赫的地位。其中的一件“铜雁足灯”，盘沿上铸有“山阳邸铜雁足长镫建武廿八年造比十二”铭文。“建武”为东汉光武帝刘秀的年号，据《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记载，东汉光武帝刘秀的第九个儿子刘荆，在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被封为山阳公，十七年(公元41年)晋爵为山阳王。中元二年(公元57年)，光武帝去世，汉明帝刘庄继位，徙封刘荆为广陵王，并遣之国。然刘荆终因谋反败露自杀，朝廷取消了广陵国，将其改为广陵郡，从此再未封广陵王。“山阳邸”“建武廿八年”等字样，显示出墓主人和广陵王刘荆密切的关系，但由于缺少实证，一时无法确定墓主人身份，人们就把这座墓命名为“甘泉二号汉墓”。
1981年2月，邗江县的一位村民在“甘泉二号汉墓”周围发现了一枚刻有“广陵王玺”的金印，经专家核实，确定这枚金玺就是“甘泉二号汉墓”的随葬品，并认定“甘泉二号汉墓”的主人是东汉广陵王刘荆。“广陵王玺”也就是东汉广陵王刘荆的佩印。
玺印制度在汉代便已形成了统一规范，汉王朝会给分封的刘姓诸侯王和臣服国的君王颁发金玺或金印。关于《后汉书·舆服志》徐广注云“太子及诸侯王金印、龟纽，公式朱绶”的汉代印章制度，“徙山阳王荆为广陵王”的关于汉代诸侯国的记载，以及关于汉代诸侯王玺别称“方寸之印”的说法，随着“广陵王玺”的出土都一一得到了印证。而关于汉代诸侯王玺多为鎏金，西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以前称为玺、之后皆称印等说法，也随着“广陵王玺”的出土被推翻。虽然汉王朝分封了不少诸侯王，但迄今传世或出土的诸侯王玺却十分罕见。新中国成立后出土的“朔宁王太后玺”“滇王之印”等虽符合汉代绶印制度，但均非汉室正统诸侯王印。而“广陵王玺”是我国可见的唯一出自地下的汉代诸侯王金玺，其价值珍贵可想而知。
同时，“广陵王玺”证实了“倭之奴国”接受汉王朝封赏历史的真实性，开启了中日交往史研究的新篇章。
“广陵王玺”常和“滇王之印”“汉委奴国王”金印被一并提起。1784年，日本福冈志贺岛出土了一枚刻有“汉委奴国王”的金印，有人认为这是中日交往的最早证明，但一直存在异议。1956年，云南晋宁石寨山遗址出土的“滇王之印”，在尺寸、质地及印钮等各方面与“汉委奴国王”金印相似，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汉委奴国王”金印的真实性。直到1981年“广陵王玺”出土，其尺寸、重量、花纹、雕法和字体等都与“汉委奴国王”如出一辙，甚至可能出自同一工匠之手，加之文献关于“汉委奴国王”金印和“广陵王玺”绶印时间的记载分别为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和永平元年(公元58年)，前后仅相差一年。所以，“广陵王玺”的出土，大大提高了“汉委奴国王”金印的真实性，进一步证明了《后汉书·东夷列传》“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记载的真实性，同时也与“汉委奴国王”金印一起成为中日两国交往的最早的实物证据。
事实上，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早在秦时就有“徐福求仙，东渡日本，传播养蚕技术”的传说，日本古史也有“西汉哀帝年间，中国的罗织物和罗织技术传入日本”的记载。“广陵王玺”对“汉委奴国王”金印真实性的证实，第一次从史的角度证实中日之间的交往，表明至少在西汉时期中国与日本的海上交通已经通达，具备海上航行的技术条件。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我国秦汉时期的海疆治理经略对海外国家的影响力。中国东海航线上的这条“丝绸之路”，在之后的绵延千年里，在政治制度、文学艺术、社会风俗、生活习惯等各方面，对日本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时隔千年，“广陵王玺”作为“海上丝绸之路”上文化交流的重要物证，与其他历史遗存一样，见证着中国与世界的友好，而这种和谐友好的交往方式，也必将在充满活力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共建中得以代代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