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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之会――秦文公作初有史以纪事

按照 春秋战国时“君行，太子居，以监国也”的政治惯例，从公元前770年秦襄公受封为诸侯开国，到前766年秦襄公率领军队攻伐戎族，作为太子的文公，一直留守在西垂。

秦襄公死后，文公葬襄公于西垂，并且守丧三年。秦文公此举，一是遵守诸侯薨（hōn）礼制，二是养精蓄锐，伺机东出。果然，三年之后，秦文公率领 700人的精锐卫队，在西垂东边地区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狩猎活动。秦文公率领部族精锐进行“狩猎”，实际上是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一边迁徙，一边在 不断的战斗中蚕食疆土，扩大领地，逐步东进。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奋战，终于到达水和渭水的交会之地——“渭之会”。

秦文公东猎说 明，从西垂到渭之会，都在秦人的有效控制之下，而且秦军此时已经恢复元气，在与戎的战斗中逐渐强大起来。文公四年，秦文公率领秦国的文臣武将借“狩猎” 之名，一路征战到“渭之会”，并且在那里举行了隆重的占卜仪式，营造了新的都城。这在秦人的发展史是一个上具有历史意义的壮举，因为这不但是秦人第二次 迁都入关，而且是秦人以渭之会为根据地，开始了立足关中问鼎中原的新历程。

关于渭之会，有三种说法。第一种比较权威的说法是司马 迁的观点，他认为“渭之会”在陕西省眉县东北15里处。 司马迁的这种法说为林剑鸣先生所认同。另一种说法认为“渭之会”在今陕西省宝鸡县千河乡魏家崖 村。今人张文祥力主此说，其《试论宝鸡在秦史研究中的地位》一文中对此说法所论甚详（详见《秦文化论丛》第八集）。第三种是秦史研究界大多数学者认同的说 法，即“渭之会”的具体地址在陕西省宝鸡市斗鸡台的戴家湾，高次若、刘明科、徐日辉等先生均持此说。尤其是徐日辉先生在其所撰的长文《秦文公兵进“渭 之会”考》一文中从考察秦文公由西垂宫出发到陕西宝鸡的路线，及秦文公弃“”而就“渭之会”的政治军事原因等方面进行了令人信服的考证。

按照徐日辉先生的考证，秦文公从西垂宫出发至“渭之会”的具体路线是：礼县（西垂宫）—天水—麦积山—吴砦—凤阁岭—晁峪—甘峪—硖石—宝鸡（渭之 会），也就是从甘肃礼县的西垂宫出发，经甘肃的天水、麦积山、吴砦至甘、陕交壤的陕西凤阁岭、晁峪、甘峪、硖石，最后达到宝鸡境内的“渭之会”，徐先生 将此道命名为“陈仓渭水道”。徐先生认为，秦文公主动放弃秦襄公所建的第一次进入关中的都城“”，从“陈仓渭水道”东进，建新都于“渭之会”，是处于 对当时“”一带戎人的势力过于强大的军事形势的考虑。秦文公即位之初，由于戎人的强大和秦襄公的新丧，秦文公继位后不得不又退回到陇山以西的老家西垂 宫，继续巩固西土，伺机东进。三年后，秦文公率700精锐由西垂宫东进，次年才到达水与渭水交汇的“渭之会”，占卜大吉而营居之。从此秦人彻底离开了 哺育其成长的甘肃东部，在关中生根发芽，发展壮大，为最终统一天下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秦文公在“渭之会”建立新都的重大意义有三 个：其一，秦文公沿渭水东下，避开“”一带纷乱的环境，减少了不必要的麻烦，为突进关中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其二，开辟了新的领地。当时关中为动乱之地， 各种势力并存，相互争夺，群龙无首，在无序的前提下，谁有能力谁就能获得利益。再次，新战略的前奏。从秦文公舍“”而入“渭之会”看，其战略意图是以 秦邑为桥头堡，以巩固陇山以西为根本，同时进入关中，向东拓展。在站稳脚跟取得发展之后，再以秦邑（秦亭）和“渭之会”形成钳形夹击，向北开拓，完成战 略转移。

秦文公迁都“渭之会”的实践表明，秦早期的军事实力较强。春秋时期是一个军事第一、弱肉强食的“霸政”时代，富国强兵、适 者生存突出地体现在这一风云际会的历史时期。秦人之所以能在戎狄内侵、诸雄称霸的格局中冲杀出来，自立于西方，关键就在于具有强大的军事实力，而且有一种 尚武好战不怕牺牲敢于胜利的心理素质。秦文公东进，首次把强悍的西戎文化带入关中，拉开了以暴力夺取天下的序幕。

秦文公是秦人立足关中向东发展的关键性人物，他一生建树颇多，具体说来，有三大历史贡献。

一是迁都于“渭之会”，以此为根据地，数十年间伐戎不息，最终将秦的势力范围扩展到岐山以西的地方。

二是于“渭之会”营建城邑，同时开始筑。秦文公十年，开始建立“（fū）”，即在这个地方设立祭祀天地之处，用牛、羊、猪三牢祭祀天地。，就是殷商人所谓的“社”。

三是“初有史以纪事，民多化者”及“收周余民”。秦文公在他即位的第16个年头里，率领秦军与西戎交战，打了一个大胜仗，西戎在关中立足不住，败走他 乡。秦文公趁机收复了岐山以东周的失地，并且收拢了周的余民。但是，秦文公没有将岐山以东的土地据为己有，而是归还给东周，自己只是将岐山以西的土地纳入 秦的版图之中。说实在的，秦文公此举，并不是什么“尊周”之举，而是秦国这时候的力量还相对弱小，根本没有一下消化掉这么多地盘的能力。不过，收周之地， 毕竟壮大了秦的实力，秦在收周遗民的同时，也吸收了周的礼仪制度，比如初定连坐制度、“三族之罪”（即灭父族、母族、妻族）等，这些对于秦的制度建设起着 十分重要的作用。

史称秦嬴自秦襄公起便开始纪年，但未纪事，到秦文公十三年，即公元前753年才开始有史官，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史官的建立标志着秦作为奴隶制国家在文化及政治制度上的成熟。在周余民的帮助下，对于秦文化及秦政治制度的发展更是起到了加速和催化的作用。

秦文公在位50年，有着重大贡献，因而后人在秦公钟上刻下“文公、静公、宪公不坠于上，昭合皇天”（没有使国家坠落，没有辜负上天和先祖的期望）的辞句，赞美秦文公功业昭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