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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简帛秦汉时期简帛介绍

简帛是简牍帛书的泛称：以竹、木材料为书写载体的称简牍，以缣帛等丝织品为书写载体的称帛书，竹木简牍的使用尤为广泛。在纸张作为书写材料被发明及普遍使用之前，古代中国的书写载体主要是甲骨、金石及简帛。金石、竹帛多被古人并称，视为最主要的书写载体。比如，《墨子·兼爱》中说道，虽与往古先王异世，未亲闻其声、亲见其色，但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故其人其事能流传后代而为子孙所知晓。
甲骨、金文中所见“册”字，像若干竹木简编联之形，故学者推论殷商时已使用简册；或依据史前时期龙山文化晚期（相当于 夏朝初）上的刻画符号，推论前二千年左右就存在简册。今天所见竹简出土实物，年代最早的也不过战国初期，实例是曾侯乙墓的遣册，约在前433年或稍晚。从目前所见来看，秦汉至 三国间的简牍数量，又占出土简牍总数之大半。简牍的使用并不局限于中国，日本、英国等国家也发现有年代较早的木简，木简在古代世界的范围内曾广泛流行；纸张发明、推广及普遍使用后，简牍作为书写材料并未完全消失，但已经不再是书写的主要载体了。

——秦汉时代的简牍帛书本讲中所说的简牍帛书，固然以秦汉时代为主体，但为清楚叙述相关问题，势必会向前、向后延伸。

20世纪“四大发现”之一的简牍，实际上此前也陆陆续续有所发现。比如武帝末年，鲁恭王在拆毁 孔子旧宅时，在屋壁中发现《古文尚书》、《礼记》等数十篇；又如，西晋武帝太康二年（281）所发现的“汲冢竹书”，有《纪年》、《易经》、《国语》等70余篇。

自20世纪以来，简牍帛书的发现有三次高潮：第一次是以30年代居延汉简、子弹库楚帛书的发现为代表，居延汉简又以其内容、数量而备受关注；第二次是70年代以来，陆续出土的大宗简牍帛书资料，如银雀山汉简、马王堆汉墓帛书、居延新简、睡虎地秦简、江陵张家山汉简等，因简帛保存状况尚好，内容又比较成系统，古书数量又比较多，故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第三次是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以郭店楚简、走马楼三国吴简、上海博物馆馆藏楚简、里耶秦简等为代表，以其数量巨大（如走马楼吴简数量为十多万枚，比此前出土竹木简数量的总和似还要多）、内容之重要（如郭店楚简中收录的《 老子》甲、乙、丙三种抄本，是目前所见最早的《老子》传抄本）、意义之巨大（如里耶秦简36 000余枚，内容主要是行政文书，将丰富我们对秦代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认识），为方兴未艾的显学“简帛学”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巨大动力。

如果说古来新学问大都源于新发现（即新资料）的话，那么，简牍帛书在中国学术史上的意义更应重视。陈寅恪曾说道，“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载氏著：《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66页。每次简牍帛书的旷世大发现，都会吸引中外学术界的目光，推动相关领域断代史及专门史的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种种辉煌成就，因为简牍帛书而得以传承至今，中国文字的书写顺序及书籍制度，因为简牍制度而奠定其原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