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书令或许是秦始皇一生最具争议的政治举措了：作为改革家的他原本想通过焚书，统一思想，让全社会承认秦朝采用郡县制的制度创新，却没想到因此点燃了秦朝灭亡的导火索。
伍焚书令
从公元前220年第一次出巡算起，短短几年的时间里，秦始皇走遍了大半个秦帝国的疆域。
每到一处，往往刻石立碑，宣扬秦朝带给东方百姓的恩泽：是秦朝结束了春秋以来诸侯纷争的乱局，带给天下百姓以永久的和平与安宁。
秦始皇对自己创立的大一统郡县制国家相当满意，而随行的臣僚们也一致对始皇帝的制度创新表示赞颂：
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远方，实不称名，故不久长。其身未殁，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昭明宗庙，体道行徳，尊号大成。群臣相与诵皇帝功徳，刻于金石，以为表经。
——《史记·秦始皇本纪》
秦始皇陶醉在这一片歌功颂德声中，直到公元前213年的一次偶然事件打破了他的迷梦。这一年，秦始皇在咸阳宫举行了盛大的宴会。
宴会上，仆射周青臣又开始不失时机地歌颂秦始皇郡县制大一统的功德了。
就在大臣们纷纷颔首称是的时候，一个名叫淳于越的齐国博士却站出来唱起了反调：
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
——《史记·秦始皇本纪》
淳于越像当年的宰相王绾一样，又提出了封建诸侯的必要性。但这一次由淳于越引发的国体争论却与上一次王绾、李斯的廷辩大不相同。
上一次王绾与李斯的廷辩纯属政见分歧，无论坚持封建制或者郡县制，王绾与李斯的初衷都是为了加强秦朝对新占领地区的统治。
但这一次，淳于越却说：「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
毛泽东曾经说过，秦始皇是个厚今薄古的专家。
意思是在国体问题上，秦始皇没有屈服于中原华夏固有的封建制传统，而坚持采用了由非主流文化圈的秦国创立的郡县制。淳于越要抨击秦始皇的，正是这一点！中国人有句俗话，胡虏无百年之运。淳于越说，要想长久地统治中国，秦人必须对西周以来中原文明的固有传统表示臣服，而臣服的标志就是放弃郡县制，采用封建制。
这是秦始皇万万不能接受的。因为一旦接受，那就意味着在地理上是秦国征服了中原，但在文化上，是中原征服了秦国！
当秦始皇就淳于越的这番陈辞向李斯征求意见的时候，李斯立刻就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就历史的规律而言，学术与思想的权力转移往往会滞后于政治权力的转移。就像共和国刚刚成立的时候，人民政府已经全面接管了国民党遗留的政权，但是在史学研究领域公认的学术权威仍然是在清朝乾嘉学派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史学大师陈寅恪，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研究。
所以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才着文称：
在史学研究领域，我们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就在资料占有上也要超越陈寅恪。这话我就当对陈寅恪的面也可以说。「当仁不让于师」。陈寅恪办得到的，我们掌握了马列主义的人为什么还办不到？我才不相信。一切权威，我们都必须努力超越他。
——《郭沫若书信集》
不要小瞧了书生的力量。
胡适曾说，知识分子绝不是弱势群体，因为他们的手里掌握着舆论。
在淳于越提出秦不师古的议题时，秦始皇和李斯面临的尴尬就是：舆论的主导权掌握在以儒家学派为代表的山东学者手中。他们对六国遗民的影响力远大于秦朝官吏。这些儒生们在泰山封禅的时候已经表现出了与秦朝政府的离心离德，现在抛出秦不师古的话题更是对当朝政治的公然批判，该怎么办？
经过反覆权衡，秦始皇与李斯做出了一个被后世诟病千载的决定：焚书。关于焚书令的具体内容，司马迁是这样记载的：
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史记·秦始皇本纪》
焚书令的出台，并不是要把天下间所有的典籍统统烧掉。这个法令针对的主要是两类著作：首先是山东六国的国史。华夏文明的传统讲究国可亡而史不可灭，史书承担的是兴亡继绝的使命。只要我们还记得自己从何而来，那我们就一定能沿着祖先的脚步在瓦砾灰烬之上再造社稷。
从这个角度观察，秦始皇的焚书令要焚烧的其实是六国遗民对故国的归属感。
其次，焚书令要求将民间的诸子学派著作尤其是以六经为代表的儒家典籍全部焚毁，但典藏在博士官的图集不在焚毁之列。这对于左右舆论的儒家学者们来说是釜底抽薪的毒计。
自儒家先圣孔子提出「有教无类」的口号以来，儒学一直是以私人办学的方式传播于民间，也由此成为了春秋战国时期最具影响力的私家学派。
现在将民间流传的六经典籍焚毁，等于用行政命令的方式阻断了儒学在民间继续传播的渠道。
即便秦朝政府顾忌到博士儒生们的社会影响力，暂时还不敢直接对他们动手，但私人办学的消灭，也必将使七十博士沦为无根的飘萍！
而铲除儒学之后留下的学术思想真空，将由熟悉秦朝法律的官吏迅速填补。
换言之，如果焚书令贯彻到底的话，坚持封建制等西周礼义传统的儒家学派在民间的影响力将被灌输郡县制的秦朝官吏完全取代。因此，从政治上说，焚书令是以政治威权抢夺舆论主导权的行动；从文化上说，则是蛮夷思维对华夏礼义的粗暴践踏。
颁布焚书令之后，秦始皇对儒生们的挑衅犹有余恨。
为了向他们证明自己比儒家经典中传颂的西周文王和武王更加伟大，他特意选择在文王的故都丰邑和武王的故都镐京之间的区域兴建了空前壮丽的阿房宫，以宣誓自己无可争辩的绝对权威。
但是，这种以政治威权强奸社会舆论的野蛮手段不但没有让秦始皇收获支持，反而让更多人与他离心离德。
后来陈胜、吴广反秦起义时发生的这个小故事非常耐人寻味：
当陈胜、吴广在大泽乡密谋起事的时候曾经向一个卜者询问吉凶。
卜者说：「你们将要去做的事业一定会成功，但是你们征询过天意了吗？」
在卜者的点拨之下，陈胜、吴广将一张写着「大楚兴、陈胜王」的红色小纸条塞进戍卒们买的鱼肚子里，向他们宣称这是陈胜接受天命诛讨暴秦的证据。
坦率地说，我不相信陈胜这个从小为人佣耕的雇农能够想出鱼腹藏书的主意，因为这是一个只有接受过正统儒学教育的人才知道的典故：当年周武王为了灭商，在孟津与八百诸侯举行联合军演。船渡黄河的时候，一条白鱼跳入了武王的船舱。鱼乃介胄之象，白为殷商正色，「白鱼入船」在儒家的解释中正是武王代商而立的天命启示。现在，他们把这个故事改头换面，挪到了反秦起义的陈胜身上，这不明摆着咒骂秦朝皇帝是桀纣暴君吗？
这个故事说明，在焚书事件之后，儒生们不但没有被始皇帝的淫威吓到，反而变成了灭亡秦朝的幕后推手，这恐怕是长眠地下的始皇帝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吧。
陆孤家寡人
在焚书事件之后，秦始皇实际上已经放弃了从文化上争取六国遗民认同的努力。
当他在公元前210年最后一次踏上出巡的旅程，他的目的已经从宣扬秦朝的恩泽、凝聚山东百姓的人心转变为显示秦朝的权威，震慑潜在的敌人。
这时的秦朝已经走到了土崩瓦解的前夜。
虽然它仍维持着表面的统一，但关中的秦人与山东的六国遗民却在亡国的记忆与酷吏的奴役下积聚着彼此的仇恨。
整个中国社会就像涌动着岩浆的火山，随时都有喷发的可能。
而让它真正喷发的契机说来就来了。
当秦始皇东巡走到沙丘的时候，他病倒了。秦始皇的病倒对脆弱的秦朝统治无异于致命一击。在秦始皇安然无恙的时候，因为他的绝对权威，老秦国的文武大臣们仍能在他的治下齐心协力，维持稳定。
虽然山东六国的遗民对秦朝统治并不服气，但是秦人铁骑横扫山东的记忆让谁不敢轻易尝试造反。
但秦始皇去世之后，局面便急转直下。
继位的秦二世胡亥本来就是矫诏登基，对宗室公子的猜疑迅速引发了萧墙之祸。
至于他最重要的辅臣赵高，则因为资历太浅，指挥不动始皇帝留下的元老重臣。
为了巩固权力，培植党羽，他向李斯、蒙恬等一众文武大臣发起打击迫害，这些朝廷栋梁的先后去世大大削弱了秦朝的统治力量。
凡此愚蠢的内斗造成的最致命的影响便是军队战斗力的衰退。在刚刚继位的时候，秦二世便发布命令，将秦朝的五万材士也就是预备役军人悉数转为现役，并整编为京师卫戍部队。
实际掌控这支军队的人很可能就是赵高，因为他将自己的女婿阎乐任命为了咸阳令，最后带兵进入望夷宫杀死秦二世的正是此人。
组建新军，意味着秦二世对始皇帝留下的旧军旧将不信任。
就像袁世凯称帝之前，为了防范北洋诸将而另行组建军官模范团一样。当「忠事元首，不入党会」的军官模范团建立以后，段祺瑞、冯国璋等一众北洋元老就已经与袁世凯离心离德了。
秦二世另组新军，再加上此前矫诏赐死北方秦军统帅蒙恬，让他最终失去了军队的支持。因此，当反秦义军在周章和刘邦的带领下两度攻入关中，驻守在北方边境上的三十万秦军主力始终按兵不动，没有南下勤王。要知道，他们从九原郡通过秦直道回援关中，仅仅需要三天时间！
原本六国遗民对秦朝的武力还心存忌惮。现在老秦人自己已经内讧，反秦起义的战火便迅速地燃遍了秦朝的国土。
当帝都咸阳被项羽的怒火付之一炬，从秦襄公以下三十一代秦国君王苦心经营的江山社稷终于被埋入了历史的灰烬。
唯一幸存到今天的，便是躺在骊山大墓之中的那个孤家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