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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无常主、草根纷纷上位的战国时代

经过春秋时代的长期战争，许多小的诸侯国不复存在，几个大的诸侯国日益强大，争战不休。到了战国时期，“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诸侯国为获取更多的土地、财富和人口，彼此之间不断开展兼并战争，争夺生存空间。战况空前惨烈，各国统治者都在寻求在竞争中生存下来的办法。克敌取胜之道，首在富国强兵，诸侯国的统治者们争相延揽人才，不断调整国策，希望用最短的时间来达到目的。变法的星火，以不可遏止的燎原之势在各国蔓延开来。 春秋大国晋国的分裂，让战国时期的国君们开始防备那些世卿大族，他们日渐强大的势力，对国君形成很大的威胁。各国国君迫切需要建立起一支完全忠于自己的官僚队伍。于是，一些出身下层、没有根基而又才华横溢的士人，成了国君们付以重任的首选。由于君主们对人才的渴望，战国时期，一个早上还默默无闻的士人，很有可能晚上就已经腰佩金印在朝堂上呼风唤雨。贫富穷通的落差，吸引着士人们前仆后继地为自己找一个“好东家”。 在当时士无常主的观念下，士人并不需要对君主从一而终。谁赏识他，他就为谁效命。人才在各诸侯国间流动频繁。有些人甚至做出对“老东家”不利的行为，这在当时都无可厚非。 《史记》中记载，脚穿草鞋，肩挂雨伞，土里土气的虞卿，去游说赵孝成王，第一次会面之后，赵王便赐给他黄金百镒，白璧一对；第二次拜见赵王，虞卿就担任了赵国的上卿。穷困潦倒，在家里吃口剩饭都要遭白眼的苏秦，当游说列国推销自己成功，组建合纵联盟后，很快就当上了合纵长，身佩多国相印，一怒而诸侯惧。军事家孙膑，先在魏国效力，因受庞涓迫害，遭受膑刑，身体残疾，后在齐国使者的帮助下投奔齐国，被齐威王任命为军师，辅佐齐国大将田忌两次击败庞涓，奠定了齐国的 霸业。 虞卿，名信，邯郸（今河北邯郸）人，战国善于战略谋划的名士。 商鞅，原本是魏国大臣公叔痤的家臣，在魏国不受重视，辗转到了秦国，通过变法使秦国成为战国后期最富裕强大的国家。通晓兵家、法家、儒家三家思想的吴起，在魏国主持军事改革后，虽大败秦军，但因受魏武侯猜忌而投奔楚国。亲身经历了魏国变法的他，被楚悼王指派主持楚国变法，站在了权力的顶端。制度的变化，带来的是社会风气的巨变。 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写道：“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 当诸侯们摒弃出身背景，而以人的才能为原则选任自己的官员时，出身贫寒的人看到了自己的希望。“布衣卿相”“养士”成为战国时代独特的风景线。游士们游走于各国之间，完全不提礼义廉耻，纯粹从利的角度为君主和权臣出谋划策。在士无常主的战国时代，国君们纷纷开出优厚的条件，吸引人才前来投奔。一时之间，“礼贤下士”和游说君主成为风气。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如果一个国家的尊贤养士工作做得好，那么这个国家就一定会强盛起来。 历史学家许倬云教授研究发现，进入战国，那些在春秋时期叱咤风云的世卿显贵家族，除少数成为新的诸侯国君外，已经荡然无存。他发现，与春秋时期各国执政都出身于特定的世卿家族、国君基本上无权任命执政不同，战国宰相一类高级官员多是由本国国君任命，宰相或者由国君最亲近的子弟姻亲担任，或者由出身寒微、不属于任何大家族的士人担任。和春秋时期的世卿相比，战国宰相不是终身职，也没有固定的任期。他们必须依托国君，以执行国君的权力。 春秋时代，教育由贵族垄断，朝政也由上层贵族把持，代代世袭。而战国时代，教育不再是贵族的专利，著名的学者纷纷聚众讲学，宣扬自己的政治和学术思想，各家学派蜂起，百家争鸣，空前热烈。勤学有志的士人也如饥似渴地追随各家学术大家，优秀的人才更是身兼数家所长。 这其中，一个被后人称为“法家”的群体被各国君主重用。与战国时期的其他学派不同，法家虽然是一个从来未曾出现实质性门派的松散体系，但法家学者大多集众家所长、才华横溢。战国时的法家学者虽然没有特别明确的师承关系，但有着相似的政治主张。他们在摒弃“礼治”，提倡“法治”的同时，主张通过农耕和战争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提倡君主权力的高度集中，并通过严刑峻法来管理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