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远古城邑的萌芽
近十余年来，考古学家在不少省份陆续发现了数十座原始社会后期或青铜时代早期的筑有坚固城墙的城邑遗址，正所谓「城」报频传。这些城邑遗址属于不同的史前文化，时代可上溯至四、五千年以前。其共同特徵自然是有城墙遗迹，所以叫它们「城」。由于这些城邑的性质难断，考古学界有人含混地称它们为「文化城」。这些城邑的规模大小不等，面积可为几万、几十万乃至百万平方米（如湖北石家河遗址）。这批早期城邑遗址以及相关墓地的发现，推动了关于我国历史上文明起源、城市起源问题的讨论。多数人认为这些城邑传达出原始社会晚期，或文明社会早期的信息。对原始社会考古文化，尤其是龙山文化所代表的社会发展阶段，遂进行了修正，认为其发展的实际程度比原先以为的要高。
已发现的主要原始城邑遗址如下：
河南淮阳平粮台城址
河南[郾]城郝家台城址
河南登封王城岗城址
河南辉县孟庄城址
山东滕州市西康留城址
山东寿光边线王城址
山东阳谷景阳岗城址
山东茌平教场铺城址
山东邹平丁公城址
山东章丘城子崖城址
山东临淄田旺城址
山东五莲丹土城址
内蒙古凉城老虎山城址
内蒙古包头阿善城址
内蒙古阴河与英金河两岸石城
浙江良渚莫角山「台城」遗址
湖南[澧]县城头山城址
湖南[澧]县鸡叫城城址
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
湖北江陵阴湘城址
湖北荆门马家[垸]城址
四川新津宝墩城址
四川都江堰芒城城址
四川温江鱼凫城址
这些古城邑的出土，对研究中华各族古文明起源极有帮助。自1933年蒙文通先生发表《古史甄微》（商务印书馆），提出古代「河洛民族」、「海岱民族」、「江汉民族」三民族说以来，学者们不断提出各种有关古代部族地域分布的见解，以求对上古时代的人文分布得到一个有条理的认识，以便由此为起点，跟踪考察远古历史时期民族的迁徙、融合过程。在早期见解中，除了蒙文通的「三民族」说而外，最有影响的是四十年代徐旭生先生在《中国古代的传说时代》提出的古代部族的三集团说，他们是「华夏集团」、「东夷集团」、「苗蛮集团」。蒙文通与徐旭生的看法尽管使用的名称不同，但在内容上显然是一致的。蒙氏、徐氏的根据主要是传世文献，其核心观念是「夷夏东西说」。其后，经过数十年考古工作的积累，反映原始社会晚期的文化面貌和分布情况的资料大为丰富，于是，学者们开始根据考古新资料对古代民族分布的情形重新进行归纳，「夷夏东西说」的观念开始动摇。田昌五先生在1982年出版的《古代社会断代新论》提出四集团说，即古夷人集团、古羌人集团、古苗蛮集团、古戎狄集团，归纳的用意是希望把文献记载的族群同考古文化的地域区系对应起来。将考古文化与文献记载的历史地理做更广泛对应研究的，还有邵望平先生的〈禹贡九州的考古学研究〉（载1989年文物出版社《考古学文化论集》）。
也有的考古学者力求摆脱传统文献观念的束缚，纯粹依据新发现的考古资料，对史前文化的历史地理大格局进行归纳，在这方面最有影响的是苏秉琦先生。他与殷玮璋先生在《文物》1981年5期发表〈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后又出版专著《中国文明起源新探》（香港商务印书馆，1997年）。苏先生指出，中国的史前文化大致可归为六大区系：以燕山南北发发影视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在这六个区系内都曾存在发展程度很高的原始社会，有的发展程度几近早期国家形态。这些原始文化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有着不同程度的贡献，苏先生形容说，中国文明起源如满天星斗。在早期文明发生的地域问题上，一元论被多元论取代，多数人认为，至少有下列地区与中国早期文明起源有至关重要的关系：黄河中游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东北辽河流域、南方珠江流域。
如果承认中国文明起源是多元的，也就承认了中国城市诞生起源的机会也是多元的。在上述六大区系中，仅鄱阳至岭南一区尚未发现城邑遗址。从今天行政区划看，在山东、河南、内蒙古、辽宁、湖北、湖南、浙江、四川均有这类城邑发现。总的来说，以黄河中下游地区发现的为多。据严文明先生归纳，黄河流域龙山城址有三群：（一）河南的王城岗、平粮台、孟庄、郝家台、安阳后岗（仅发现一段城墙），其中孟庄遗址最大，有20万平方米。（二）山东的城子崖、丁公、桐林、边线王等遗址。（三）内蒙古前套地区，石头山城，最大者一两万平方米（见〈黄河流域文明的发祥与发展〉，载《华夏考古》1997年1期）。
针对原始文化在地域上的多元局面，有的学者提出，在我国具体的地理条件下，文明起源可以有「王国文明起源」和「方国文明起源」两个相关的类型。黄河流域的夏是王国文明起源，其余周围分布的发达文化代表着方国文明起源，如北方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四川的广汉三星堆文化都属方国文明起源。在这类地区，文明的发展过程是：原始文化──古国──方国──纳入秦版图。有关内容，也可参见佟柱臣〈中国夏商王国文明与方国文明试论〉（载《考古》1992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