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宪太子”袁克定是袁世凯的长子，他长期在袁身边出谋划策，是民初政坛赫赫有名的风云人物。
袁世凯死后，袁氏家族失去了靠山，家境每况日下，后来袁家在河南的家产又被国民党政府没收，昔日呼风唤雨的袁大公子只好靠典当为生。抗战期间华北沦陷，袁氏旧部、臭名昭著的卖国贼曹汝霖为日本人充当说客，劝袁克定把老家彰德洹上村私家花园卖给日本人。袁氏族人为了得些好处，也纷纷纵勇袁克定卖掉祖产，但袁克定坚决不同意，以“先人发祥之地，为子孙者不可擅自出售”为由婉拒了日本人。
这时华北日军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见袁克定经济拮据，便以高官厚禄诱其出山到华北伪政权任职，以笼络北洋旧部，但世事洞穿的袁克定不愿背个汉奸骂名，也没有同意。后来袁克定还专门登报声明，表示自己因病不问国事，并拒见宾客，据说还有人将刊登他声明的那张报纸装裱起来，题诗表彰他的气节。对此，袁的密友、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曾评论说：“人知梅兰芳蓄须明志，其时北京沦陷八载，克定身处困顿之境，拒任伪职，也是有气节的，可惜知之者甚少。”
建国前夕，袁克定已到垂暮之年，他多年来从不治生计，又有男宠之癖，家产已基本耗尽。天津一住宅售价85万元，全被贴身佣人白钟章领去;家中的一些文物，又被佣人申天柱以供他晚年生活费用为由，借口开一古玩店而全部骗走;其子袁家融，又把仅余的股票全部折价投资于其内兄在天津开的新懋交易行内，当时言明营业所得利润供袁克定余年的生活费用，可以随时支取，但后来袁家融不念其父年迈生活无着，分文不给，致使袁克定两手空空，生活无以为继。在这种情况下，张伯驹先生便将其从颐和园寓所接到自家供养，一切生活费用均由张承担。
关于此事，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在《承泽园轶事》中这样写道：“承泽园位于海淀畅春园稍西北，本是果亲王胤礼的赐园，故名‘承泽’。我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它是张伯驹先生的居所。其内有小楼两重，楼上住的是袁大公子--即袁世凯洪宪称帝时的‘大太子’。袁张两家是至亲，此时大公子孤身无依，故张先生养之。”
进入高龄的袁克定在张家足不出户，每日都以读书自娱，张伯驹交游甚广，家中宾客盈门，袁克定从不下楼参与。全国解放后，曾任北洋政权教育总长的章士钊以中央文史馆馆长的身份，在文史馆给袁克定弄了个馆员的名义，每月有五六十元的生活费。每次领到钱后，袁克定都要全部交给张夫人潘素以贴补家用，但张伯驹总是让夫人将钱如数退回，淡泊如云的张伯驹事后曾对朋友说：“我既把他接到家里住下，在钱上就不能计较了。”1958年，80高龄的袁克定在张家安详辞世，当时只有次妻马彩云在其身边，其后事全由张伯驹代为料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