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选舞，1923年生，1946年进入南京《中央日报》担任记者和驻台北特派员。龚选舞亲历了很多历史关键时刻，如胡宗南进攻延安，他是首批亲历的记者。《一九四九国府垮台前夕》(龚选舞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记叙了龚选舞眼中，民国政府如何在两年之内急速由盛转衰，被经济拖垮、被共产党打垮、也被学潮闹垮的过程。
大约是1979年的一个夏日，在纽约一家侨报里，当我编完了一天的报，正准备出门散步舒展筋骨之际，一位澳洲青年学人突然来访。由于彼此素昧平生，初时我不免有点惊诧，许是他看出我表情有异，巧笑着打开了他一口的京片子：“龚先生，我不远千里而来，主要目的便是和您谈谈周作人先生。据我所知，当年在南京采访过周先生受审经过的只有您和中央社的沈宗琳先生。不久前，我曾在台北见到沈先生，他说您对这段经过知道得更为清楚，因此，我才赶到美国来拜访您老……”
“为什么你对周先生的事如此专注呢?”我打断了他的话头，问了一句。
“因为我正在研究中国文学，所选的博士论文题目也正好是周作人的散文研究。不幸周先生已经故世一十二年，因此，许多有关他老人家的事迹，我只好分别就教于他一生各阶段中认识他的各位了。”他诚挚地说。
文人雅士何以成汉奸
听到这位年轻人的解释，一时，我不禁跌进了往日回忆。记得那该是1946年夏末或是秋初，当时我从牯岭夏都采访归来，报社鉴于我在大学专攻法律，特别指派我负责审理汉奸的新闻采访。当时京沪各报采访组人少事多，未把审奸新闻列为优先采访对象，所以除了周佛海、梅思平、丁默邨等巨奸大恶的审判及处决特别引人注意之外，其余如王荫泰、江亢虎、周作人，甚至有“老牌汉奸”之称的殷汝耕的审理，都草草率率近乎虚应故事。犹忆在后一类的审理中，一切过程总是那样平平板板，死气沉沉。通常，负责控诉的检察官在有气无力地宣示千篇一律的起诉要旨之后，即行离席他去，而在审判长照例讯问被告姓名年籍及犯案情节之际，两位陪审推事也多在公案中翻阅其他案件，只有可怜的书记官坐在一旁，奋笔疾书地记录下全部案情。
在这些不太引人注意的审判中，旁听记者席上，也多半只有沈宗琳兄、《朝报》的缪隽和我三人。不久，身任中央社编辑部副主任稳握编辑部大权的宗琳兄晚间事忙，白天无法自始至终听审，而缪兄也改而任职法庭，因此记者席上有时便只剩下我孤家一人，这大约就是宗琳老哥认为我对周案“知道得更为清楚”之故吧。
人的脑筋就是这样灵敏，想了这许多，其实不过刹那光景。这天，很快地回过头来，我便问那位远道来访的博士候选人究竟想知道一些什么东西?
“首先，我想请教你，周先生是否非常优雅、飘逸?”他急切地问。
这真是个绝好问题，一个人在读了周作人这位散文大家的《永日集》、《秉灯谈》、《苦茶随笔》、《雨天的书》和《苦竹杂记》之余，对这位苦茶斋主抒发性灵、表现闲适的笔锋，必有所感，从而也都认为他是淡泊的隐士。
无论怎样说，周作人都算得上是“五四”以来的一位著名文艺理论家和散文大家，可是那位澳洲人却追问了一句：这样的文人雅士，怎会落水去做人所不齿的汉奸?
这位因我失去他的名片，再也记不起名姓的澳洲人，自然也是这种想法。可是，我们的周二先生是否真的飘逸、恬淡，却似乎有着问题。
我在南京首都法院看见的那位穿着夏布长衫、通身洁白不染的周作人，在剃掉日式胡子、戴上副没边眼镜，确实有几分书卷气，但是和他的老哥鲁迅一样，那黑黑的两道浓眉以及一副横肉面庞上突起的巨鼻，怎样说也就少却那眉清目秀、体态清瘦的江南特有的书生味!当然，在庭上他轻言细语、举止有度，的确强过了周佛海的轻狂、丁默邨的畏缩，但是真要说他是淡雅飘逸，却只有在他的早期散文或新诗集子之内去找了。
不过，无论怎样说，周都算得上是“五四”以来的一位著名文艺理论家和散文大家，可是那位澳洲人却追问了一句：这样的文人雅士，怎会落水去做人所不齿的汉奸?
苦茶斋主自伤身世
对此一问，当日我实在提不出一个让他满意的答复，我只约略回答说：第一，周早年留学日本，而且娶了一个日本太太，对日本人和日本风物，不免有着爱好。第二，七七抗战开始，周说他以家累未及自北平南迁，在奉命留守北大校园后，又因备受日方逼迫，且被日方派人打了一枪，乃不免逐步堕落，自伪北大图书馆馆长，终于出任了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教育总署督办。记得周在被审之际，在庭上自辩，说是原以为卢沟桥事变不过是中日在华北的又一次地方冲突事件，不久即可解决，因此才留在北平没走。
接下去，我们又谈到周作人在北平被捕、南京受审，以及在老虎桥监狱作囚的一些细节。
周在1939年元旦被日人遣凶刺杀，子弹被纽扣所挡，伤而未死。不久，先被伪华北临时政府教育部总长汤尔和任为伪北大图书馆馆长，旋改任伪北大文学院院长。1940年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在南京登场开锣，伪华北临时政府改组缩小为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汤续任该会教育总署督办。同年十一月，汤病死，周即继任督办伪职，后因群奸争权夺利，周连战无力，渐落下风。日方也对其多有不满，于是督办与文学院长兼职一并都被免去，改任个伪“华北政委会咨询会议委员”虚职，虽然只领些车马费，但仍能过着昔日担任实职时的阔绰生活。
及抗战胜利，周先以汉奸罪在北平被捕，次年，与王荫泰、汪时璟等一起被押南下，同被羁押在南京老虎桥“良”字号监房(当时监禁群奸监房，分别命名为“温”、“良”、“恭”、“俭”、“让”，但一般人则戏称之为“忠”字监所)，枪决人犯刑场，亦设在狱内东边靠墙草地，执行人犯时，被囚诸人都可清晰听到枪声。
无论怎样说，周作人都算得上是“五四”以来的一位著名文艺理论家和散文大家，可是那位澳洲人却追问了一句：这样的文人雅士，怎会落水去做人所不齿的汉奸?
周受审较迟，伪宣传部长林柏生1946年10月在监内刑场处死时，周亲闻枪声，一面寄予同情，一面自伤身世。曾赋题为《感逝诗》七绝一首哀之。诗云：
当世不闻原庾信，今朝又报杀陈琳。后园恸哭悲凉甚，领取偷儿一片心。
诗后附以跋云：“林石泉(柏生笔名)同室有外役余九信，闻石泉死耗，在园中大哭。余年十九岁，以窃盗判徒刑三月。十月十四日作。”
从这首诗的含义，人们很清楚可以看出周作人对失足落水一事，不仅毫无悔意，对国家肃奸正当处置也多有怨怼。
周赋此诗前，国府方以汉奸罪先后判处伪中央组织部长梅思平及伪中央宣传部长林柏生死刑，并次第在老虎桥监狱刑场执行。周粗据史籍，妄以颇具文才之梅、林与文学大家之庾、陈相比，究其意似以为庾、陈虽“变节”改事北朝及曹操，但新主仍爱其文才，不惟不加杀戮，且多加宠用，而梅、林则未能有此幸运。实则庾子山原以奉使被留，殊非变节投敌，观其所作《哀江南赋》，一心仍以南朝故国为念。至于陈孔璋虽历事何进、袁绍、曹操，但何、袁、曹等俱属东汉大臣，而孔璋先后仍充汉官，亦不能视为叛国也。乃作人不明此中分际，徒以己身与梅、林俱属一丘之貉故，竟胡乱引经据典，代其呼冤脱罪。究其意，当亦在求为其本人开脱耳!
那天，我曾以此意面告那位澳洲青年学人，可是他总是听不进去。我不知道他到底是弄不懂此中复杂史实及中国道理，还是因崇拜周作人而有其先入之见。总之在这点上，我们谈得并不投机。
周作人地位最高、权力最大的伪职是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说得上一个拿印把子的高级负责伪官。所幸他在抗战胜利之前，早已被人挤下了台，在被逮之日，只不过担任一个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会议的委员闲职，因此法官在审讯之后，网开一面，只判了他十四年徒刑，没有让他追随他的同道梅、林于地下，说来，亦云幸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