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被判的一周后，周作人的朋友胡适得到消息，突然来到了他的囚室。“知堂兄，你学问很高，可惜你政治上表现得不成熟啊，小弟对你的遭遇除了同情外就是深深的惋惜呀！”胡适在监狱长的亲自陪同下，一进他的监室就开口对他说，“五四文化期间，你常到陈独秀办的《新青年》上发表触及政治的文章，我就常奉劝你多做学问，少问政治！日本人来了，朋友们都劝你离开北平，可你不听，你不明白你只是一个学者，而不是一个政治家，充其量也就是政治家的一个陪衬而已，结果，才落到如今的地步……”
周作人见胡适一进门就当着监狱长的面这样责怪他，一时悲愤交加，他不能自持地哭道：“我如今已经是被判极刑的人了，那些难堪往事还提他有何用呢！现虽已上诉南京最高法院，但今生还有活命，就全靠您老弟为之奔走了！凭先生的声望，想必蒋委员长也……”“这个请知堂兄放心，我胡适的为人想必你也是知道的……”胡适生怕当着监狱长的面他又说出什么对当局特别是刚才说到蒋介石有什么不妥的话来，连忙接过话来，“……我的确要面呈委员长，我要向他说出你的苦衷，你的无奈。你终究是个文化人，手无缚鸡之力……委员长也是个爱才之人，当今党国正是百废待兴、用人之际，我想他在听了我的劝谏后，会对你重新发落的……请知堂兄先安心生活，有什么要求尽管向陈监狱长提，我都已经给你打理好了……”
一旁的陈监狱长，连忙点头称是。而坐着的周作人此时已经又一次不能自持，他除了不断说着“多谢”以外，开始觉得手足无措，只有听话的泪水和不听话的鼻涕交混于一体，他甚至觉得这样还不足以表达对胡适的致敬和感激，因此，他恨不得要跪下去，但有监狱长在，他又觉得不妥，这毕竟是他们朋友之间的事，最终他选择了握住胡适的手，紧紧地握着……
时间一晃就是两个月，可胡适为之活动的结果却没有任何音讯，这使他原先被胡适掀起的一点希望热情，开始一点一点地降温。在这期间，他不断听到院后那片草地响起枪决犯人的枪声，与他一同从北平押解来的12个汉奸中已有七八个被相继处决。什么时候他突然被拖向那阴森恐怖的草地，什么时候他的身体被那一声枪响穿过，只要胡适疏通不力或无效，这样的情况随时都会发生。因之，后来当他听到一阵杂沓的脚步声或者铁门开启的“啷当”声，他的心就开始紧张，有时会吓得满脸苍白，浑身哆嗦。
“周作人，你归根结底就是个怕死鬼，你害人害己，最后落得这般自找污秽、斯文扫地的地步，你还有何脸活在这个世界，还有何脸见列祖列宗呢……上帝呀，你还是让我早点……”他在绝望中呼喊着自己脆弱不堪的灵魂，但他自始至终不肯从心里说出那个“死”字。
峰回路转
“周作人，出来！”
“你们想干什么，干什么？我要等南京方面的最高指令，是谁指使你们的，我可不是一般的……”
“少废话，你他妈的跟我们走！”
1947年春天的一个下午，他突然被四个武装军警从囚室里拖了出来，未等他分辩，一副闪亮的钢铐已经牢牢地将他的双腕锁住。他顿时觉得眼前一黑，便失去了知觉。也不知过了多久，他从昏昏沉沉中醒来时，发现押送他的车子已经停在法院门口。“难道今天要执行？不像，执行就不会被押到监外，都是在监内那片荒地上，执行前也要让我吃顿断头饭，再者，要是执行早就该执行了，不该拖到现在。一定是胡适的游说取得成功给予改判了。”想到这里，他心里有些难以克制的兴奋。令他始料不及的是战犯军事法庭竟判了他十五年，这让他在现场险些跌倒。
“……我周知堂已经年过花甲，政府还要判我十五年，以我老残之身，这样的改判形同无期，与死无甚相差，最高法院为何不讲道理……”他老泪纵横地说。
“政府对你宽大，你非但不感谢，还诬蔑最高法院不讲理，你简直是个疯子……”
“我还要提出上诉……”
即使他的声音再高，也敌不过押他重新回到监狱的囚车那刺耳的警笛声。
就在他改判的半个月后，他的日本太太羽太信子在胡适等人的帮助下，得以前来看望他。
“知堂，改判就是好兆头，15年就15年，我会耐心等待你出来的！”信子伏在周作人的肩上眼噙泪花对他说。“不，信子啊！我不争取早日出去，怎能和你再过上几年团圆的安稳日子呀……”他望着妻子从外面带来他喜爱的绍兴酒、北平风味小吃，一时早日出去的心情更加强烈。听了他的话，这位从1912年就随周作人由日本东京来到中国早已失去当年娇媚风韵的日本女子，一时百感交集，她垂着泪对他说：“知堂，我知道你的心思，你想出来和我过上几天好日子，但现实是不可能的。胡适先生这次为你找到了老蒋才得以成功的，你所愿望的立刻出去是根本办不到的。听胡先生讲，凡属有名的汉奸都要处以死刑，即使与蒋关系密切的周佛海，最终也就落得个无期！而你却能努力到有期，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那就再找别人疏通，反正我得尽早出去！”
信子望着生性固执的丈夫哭着说：“除了胡适，你让我再去找谁呢？你的那些朋友，见你成了汉奸早已躲得远远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