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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东北王张作霖

在民国历史上，有两位姓张的草莽英雄，其一是张作霖，其二是张宗昌，而张作霖的成就又比张宗昌要大得多。说起张作霖的发迹史，也颇具传奇色彩。

晚清以后，随着东三省藩篱的逐渐解禁，不少直隶、山东、热河的农民纷纷加入“闯关东”的行列，张作霖的先祖便是其中之一。张作霖于光绪初年出生于奉天海城县，已经是闯关东后的第三代，但由于其父张有财是个游手好闲之徒，后来因欠人家赌债而被仇家债主所逼死，十三岁的张作霖便由此提前走上了社会。

张作霖小的时候因为家里穷而读不起书，但他为人是十分好学的。当时有位名叫杨景镇私塾先生，他有几次看到一个小孩在窗外偷偷听他讲课，于是便把小孩叫进来，他觉得这小孩看起来天资聪颖，日后说不定能成大器，于是就决定不收他的钱而让他随班就读，还免费提供给他书籍和纸笔。

通过这种方式，张作霖读了一点书，后来的张作霖看起来文质彬彬，一点都不像土匪出身，这应该是和他的这段经历有关的。张作霖也是一个知道感恩的人，他后来发家后，特地派人去把杨先生请到家里开了私塾，并让他的子女如张学良等人跟杨先生读书。

庚子年后，由于沙俄的入侵，东北陷入了兵荒马乱的乱境，而张作霖却趁机拉起一支队伍，并打着“保境安民”的旗号与来往流窜的胡匪相斗争，由此崭露头角，并在当地商会的帮助下转为地方团练。后来，盛京将军增祺在东北推行“化盗为良”的政策，张作霖抓住这个“招安”的机会，顺利的成为朝廷承认的巡防营。

清末的东北一直不太平，1904年还发生过日俄战争，当时张作霖见风使舵，谁强大就投靠谁，他开始的时候接受了俄军的一批枪械并为之服务，在俄军战败后又与日军合作，由此左右逢源，自己的队伍也不断扩大。等到清末的时候，张作霖已经由一个拉杆子起事的草莽英雄变成了手下拥有五个营的统带，成为东北地区一个不容小觑的军事首领。

武昌起义后，东三省也陷入了“保皇还是革命”的困境当中，当时驻东北的新军将领希望革命，推翻清王朝，而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却主张暂时观望，反对革命。这时，深知赵尔巽心思的张作霖当机立断，他立即亲率所辖步骑7个营的全部人马从驻地出发，马不停蹄，日夜兼程，直奔奉天省城。

到达省城后，张作霖马上求见赵尔巽，他假装诚惶诚恐地说：“因局势紧张，惟恐总督陷于危境，下官迫不及待，率兵前来勤王。如总督认为未奉命令，擅自行动，下官甘愿接受惩处。”赵尔巽这时正被新军所包围，他见张作霖率领人马及时赶到，谢天谢地还来不及，哪里还会给予处罚？

在张作霖等巡防营旧派势力的支持下，赵尔巽随后便精心布置，邀请其他新军将领前来议事。会议召开之前，赵尔巽派张作霖在会场内外布置人马，持枪待命，准备在局势失控的情况下使用武力镇压。

等到各将领到会场后，张作霖陪着赵尔巽最后来到，他手里拿着一个羊肚毛巾包，一进屋便“啪”的一声甩到桌上，恶声恶气的说：“妈拉巴子，这是炸弹！咱们今天谁要是说妨碍皇上的话，咱就戳响它，谁也别想逃出这屋子！”

张作霖说完，便一边坐下，一边握着那个羊肚毛巾包。赵尔巽听后，笑嘻嘻的招呼大家坐下，宣布开会。赵尔巽老奸巨猾，他先是说了一通“大家都是拿朝廷的俸禄、吃皇上的饭，要鞠躬尽瘁，死而后报”的大道理，随后又假装循循善诱，说“各位年青，遇事喜欢莽撞，千万要见机行事来”，以此来蒙骗各位新军将领。

但是，赵尔巽苦口婆心的劝说并没有赢得那些新军将领的支持，只是大家对那个羊肚毛巾包里到底是什么东西没有把握，于是会场上一片安静，大家谁也不肯表态。赵尔巽见气氛尴尬，于是给身旁的张作霖使眼色，让他继续表演。

张作霖见后，便又跳了出来，他恶狠狠的掏出手枪往桌子上一拍，大声喝道：“我张某身为军人，一切以大帅之命为从。倘有不平，我张某虽好交朋友，但我这支手枪却是认不得人的！”

这时，预先布置好的巡防营士兵也纷纷持枪进入会场，新军将领在无奈之下，只得同意赵尔巽的意见，东三省不参与独立。

由于张作霖的出色表现，革命党在清末民初的这段时间未能在东三省搞出动静。袁世凯当上民国大总统后，对张作霖也非常赏识，特别是在与日本人的交涉中，更是对张作霖极为倚重。据袁世凯的女儿回忆，袁世凯接见一般将领都是在外客厅，唯独接见张作霖的时候是特邀他到办公室会面。张作霖在谈话的时候，不时的注视离他座位很近的四块打簧金表，这四块表样子极其精致，每块表的边上环绕着一圈珠子，表的背面是珐琅烧的小人。袁世凯见张作霖十分喜欢这玩意，在谈完话后就当即送给了他。

袁世凯在日本的压力之下签订了“二十一条”，但暗地里却有意破坏，要“让它答应了等于没有答应”。袁世凯当时的方法是：日本人想购地，但叫他一寸都买不到手；日本人想杂居，叫他一走出附属地就遇危险；至于用日本人做警察顾问，不过是给他几个钱，顾不顾，问不问，权力却不在日本人。随后，袁世凯暗地里拟定了一个惩治卖国贼条例，其中规定未经政府许可擅自卖地给日本人者，杀无赦。这个条例虽然没有公布，但在东北却人所皆知，这其中的奥妙，恐怕只有袁世凯和张作霖知道。由此，张作霖在民国初年迅速崛起，和袁世凯的扶持大概也是分不开的。

张作霖这个人，别看他是胡子出身，但野心很大，其欲望决不仅限于关外。1924年，安徽督军倪嗣冲因病去了天津，无法视事，直奉两派便打起了安徽督军的主意。

首先，是张作霖提出让张勋来出任安徽督军，因为张勋是他的亲家，又因复辟失败而长期潜藏天津租界，这时见风声过去了，张勋又想出来活动活动筋骨，于是便缠着张作霖帮他出头，谋上这个安徽督军的位置。

说实话，张作霖的这个提议也确实是有点荒唐，因而遭到直系的反对也属正常。在未与张作霖协调的情况下，曹吴便安排原张勋的部下张文生出任了安徽督军，张作霖得知后也没有办法。

这时，恰好蒙边出了乱子，徐世昌便将此边境问题交给了张作霖，并委派他作蒙疆经略使，这样张作霖便东北巡阅使和蒙疆经略使两肩挑，这才稍微心理平衡了一点。但是，没过多久，由于直军南征湖南胜利，吴佩孚被任命为两湖巡阅使，加上曹锟的直鲁豫巡阅使，直系的地盘已经连成了一片。

在之前的两年，张作霖不顾吴佩孚是曹锟主心骨的事实，多次对吴佩孚进行贬斥，比如吴佩孚多次通电取消新旧国会和南北议和代表、成立国民大会以解决南北分裂的问题，张作霖就很不以为然，他在公开场合对别人说：“我就知道曹巡阅使。吴不过是个区区师长，全国的师长有好几十个，我手下就不少，倘若人人干预政治，那成什么话？”

眼见吴佩孚由一个小小的师长变成了与自己平起平坐的两湖巡阅使，张作霖就别提有多气恼了。为获得补偿，张作霖以辞去蒙疆经略使、对蒙边问题甩手不干为要挟，最后迫使徐世昌将原热河都统、老将姜桂题调回北京充当有职无权的陆军巡阅使，而改由奉军第28师师长汲金纯出任热河都统，张作霖这才算出了口气。

这时，北京政府的财政危机再次爆发，各省军阀纷纷来京索要所欠军饷，内阁总理靳云鹏焦头烂额、毫无办法，只得坚决辞去总理一职。在无人接手的情况下，张作霖把洪宪帝制的罪魁、安福系的骨干梁士诒推了出来，而徐世昌也希望借这个财神的善舞之袖，度过当前的危机。曹锟、吴佩孚原本是不同意梁士诒组阁的，但梁士诒答应上任后先解决直系军队的军饷问题，这才勉强同意。

1921年12月24日，梁士诒内阁成立。上任之后，梁财神其实也没有什么办法，不过是利用过去积累的老关系进行借债，拆东墙补西墙而已。至于梁士诒内阁借债的对象，肯定又是他的老朋友日本无疑。

为了笼络人心，梁士诒在元旦发布赦令，赦免了原皖系的段芝贵、曲同丰、陈文运等人，接着，随后又安排亲日派曹汝霖、陆宗舆复出，其目的便是向日本借债。由于借债一时不易，梁士诒答应拨给直系军队的300万欠饷落了空，吴佩孚等人对梁士诒恶感倍增，随后便寻机倒阁。

这时，在美、英、法、日、中等国在华盛顿召开会议，解决巴黎和会上搁置的悬案，其中就包括了中国的山东问题。在一番激烈的外交谈判之后，日本答应退出山东，但胶济铁路须中国用钱赎回，在赎回之前日本有权进行管理。

由于梁士诒急于借债，对此条件满口应允，但消息公布之后，遭到了吴佩孚的激烈抨击，说梁内阁“牺牲国脉、断送路权”，不异于李完用、张邦昌之流。数天后，吴佩孚再次攻击梁士诒，并称“梁士诒借日款及共管铁路”，即为“全国之公敌，凡我国人，当共弃之”，吴佩孚还杀气腾腾的表示要“为民请命，敢效前驱”。

在这种情况下，张作霖不能在保持沉默了，他随即发表通电支持梁内阁，并指斥吴佩孚“是非不问，辄加攻击”。而吴佩孚更加咄咄逼人，称“若有袒护梁氏者，即为国人之公敌，当誓死杀尽，以除国奸”。

直奉相互攻讦，相持不下，梁士诒的戏也无法再唱下去了。好在梁财神还有自知之明，他知难而退，在组阁不到一个月便告假出京，做了缩头乌龟。

在电报战中，张作霖非但没有占得上风，反而屡次被吴佩孚用“爱国大义”这个独门暗器点中要害，不免有些恼羞成怒，要耍起胡子作风蛮干了。大总统徐世昌见这些武夫又要动刀动枪，不免有些着急，但他有没有什么实质性办法去约束这些人，只好请出北洋系的元老们王士珍、鲍贵卿等人分别去奉天和保定劝导张作霖和曹锟两个大佬，请他们以黎民性命安危为重，不要再次大功干戈。

1922年3月中旬，曹锟派弟弟曹锐去奉天给张作霖祝寿，顺便也探探张作霖到底是怎样的底牌。但是，曹锐到了奉天之后，张作霖对军政事务避而不谈，只是派部下孙烈臣来问：“咱们大帅想请教曹四爷，到底是部下亲呢，还是亲戚亲？”

曹锐听出了话中的意思，加上他一向对吴佩孚的作风很不以为然，于是便回答说：“请转告张大帅，我们曹家兄弟是不会做对不起亲戚的事的！”

到这时，张作霖才提出了他的要求，那就是：1、梁士诒销假复职；2、直军退出京汉线北路；3、吴佩孚专任两湖巡阅使，不得兼任直鲁豫巡阅副使。

曹锐回到保定报告后，曹锟一听就皱起了眉头，说：“我是直鲁豫巡阅使，京津一带本就是我的地盘，如何让我撤出京汉线北路呢？就其他两项，子玉恐怕也不会答应呢！”

在得知曹锟的态度后，张作霖决定先下手为强，随即便往关内运送军队，准备以枪杆子决胜负。吴佩孚这边也没有闲着，他也借着做寿的名义，将直系将领集中到洛阳召开军事会议，商议对奉军作战。

4月10日起，奉军便源源不断的开进关内并改称“镇威军”，张作霖自任总司令，孙烈臣为副总司令，杨宇霆为总参谋长。镇威军司令部设在天津的军粮城，兵力计有12万兵力。在奉军的压迫之下，曹锟这才下决心与张作霖决裂。有了曹锟的支持，吴佩孚也迅速调集军队，准备迎战。当时吴佩孚的总兵力也不下12万。

1922年4月29日，直奉战争正式打响。在张作霖的亲自指挥下，奉军在东路、西路同时进攻，当晚炮声隆隆，连北京城都可以隐隐听到。在西路长辛店，奉军张景惠部的炮火压倒了吴佩孚的直军，但吴佩孚用兵一向狡黠，他以林木伪装成军队、以鞭炮伪装枪炮声，引诱奉军大量开炮，等到炮声稀疏，吴佩孚断定对方炮弹接近用完，这才命直军出击，将张景惠部杀得大败。

在西路崩溃、中路失败后，张作霖还试图稳定局面，他甚至亲自驱车到东路的落垡进行指挥，但一路上只看到奉军士兵疯狂后撤，败兵如潮，这下终于明白大势已去。为防止损失进一步扩大，张作霖随即调转车头，并下达了总退却令，随即仓皇逃回了滦州。

奉军战败后，大总统徐世昌装模作样的下达命令：奉军即日撤出关外，直军退回原防；撤销张作霖的本兼各职，听候中央查办。张作霖接到电报后，笑骂道：“妈了个巴子，连手无寸铁的老徐都欺负到老子头上了。别说你撤我的职，我还不愿意到你手下做呢。”说罢，张作霖把吴俊升找来，把电报递给他，吴俊升一看，连说不敢不敢，一切惟大帅之命是从。

6月4日，张作霖宣布成立东三省自治保安司令部，由他本人出任总司令，孙烈臣、吴俊升分别为副总司令。对此等自绝于中央的独立行为，张作霖给它起了个好名字，叫“联省自治”……中央莫管我事，好官我自为之。

为挽回一点的面子，张作霖又派孙烈臣为前敌总司令，指挥奉军在秦皇岛一带发起反击作战，并与直军彭寿莘部及孙岳部发生激烈交火。好在当时直军也没有进军关外的实力和准备，双方在各国领事的调停下宣布停战，并约定以榆关为界线，奉军撤回关外，而直军除一部留驻榆关外，其他全部撤回原防。

由此，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奉军大败而吴佩孚再创辉煌。

直奉战争后，曹锟、吴佩孚的直系势力更是如日中天，此时的曹锟，已经不满现有的状况，他已经开始打起总统宝座的主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