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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命断帝王路

日本的“二十一条”试图将中国变成它的附属国，然而就在这样一个危急的时候，袁世凯却玩起了称帝的花样，这事说来话长。

话说1913年，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后，他先把国会解散了，接着成立一个政治会议，然后把《临时约法》废除，新搞一个《袁氏约法》，最后搞出一个《大总统选举法》。

这个《大总统选举法》有两怪，第一怪是大总统的任期，一任十年长得过分且不说，还可连任，而且连任几次也无规定，几乎可以理解成终身制；第二怪是现任大总统有权推荐下一任总统候选人，只需事前用嘉禾金简封着，密储于大总统府的金匮石室中藏着，等大总统死了，再去开启。

这金匮石室、嘉禾金简，说白了就是雍正皇帝在一百多年搞的秘密建储，只不过清朝的建储密诏藏在乾清宫的“正大光明”匾额之下，而“金匮石室”则秘设于中南海万字廊内。

有了这个嘉禾金简做保证，袁世凯这个总统当得够惬意啊，只要等他死了，接着指定儿子接任总统，世世代代、子子孙孙，接着干。不过，这卖的是皇帝的狗肉，挂的还是总统的羊头，所有有人不满意。谁？太子袁克定。

要说起这袁克定，倒也算是出落得相貌堂堂，一表人才，一改他父亲那种身材五短、赳赳武夫之形象。在袁世凯在清朝为官的时候，袁克定供职于农工商部，后来还升任右丞（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厅局级干部），后来因为袁世凯被赶出了北京，袁克定也就随同父亲回籍。天有不测风云，1912年袁克定在河南老家骑马的时候不慎摔伤，因为医治不及时而落下病根，走路有点跛态。

1914年，袁克定前往德国治脚伤，脚伤没治好，倒是怀揣着一个皇帝梦回国了。原来，威廉二世给他吹过风，说“共和制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要想发达，必须向德国学习，非帝制不能发达。大公子回国后一定转告大总统，中国要恢复帝制的话，德国一定尽力襄助。”由此，袁克定在家中刮起了一阵“德国旋风”，他给自己和弟弟们都定做了一套威风凛凛的德国亲王将校服，隐然以“太子”自居。

可惜的是，袁世凯当上总统后却对家人、亲戚十分避嫌，他几个成年的儿子在前清的时候倒在官府里做过一些事情，但到了民国后，在袁世凯的坚持下，反而没有一个人在外做官，这让袁克定十分胸闷。

袁克定是个“野心大、能力小”的主，但凭着袁世凯大公子的地位，当时还是有很多人趋奉门下的，毕竟袁克定是“太子”嘛，万一押宝押对了，岂不是鸡犬升天、飞黄腾达？中国从来就不缺这号势利钻营的人物。当时紧跟袁克定的人中，文的有杨度、梁士诒之流，武的段芝贵、陈光远之辈，袁克定这“太子”尚未做成，“太子党”倒是人才济济，从中央到地方，到处都有袁克定的人。

在袁世凯复辟闹剧中，最令人捧腹的莫过于袁克定伪造《顺天时报》来蒙骗老头子一事。

《顺天时报》是袁世凯每天都要读的，因为这份报纸不仅发行量大，而且是日本人在天津所办的汉文报纸，从中可以看出日本政府的动向，而当时袁世凯对日本的态度最为敏感。袁克定当时为了促成老头子称帝，竟然伪造了一份专门刊登一些鼓吹帝制、拥护袁大总统做皇帝之类消息的假报纸每天送给袁世凯看。

据袁世凯最宠爱的三女儿袁静雪回忆说：“假版的《顺天时报》是大哥（袁克定）纠合一班人搞出来的，不但给父亲看的是假版，就是给家里其他人看的也是假的。大哥使我们一家人和真实的消息隔绝了开来。不料有一天，我的一个丫头要回家探望她的父亲，我当时是最爱吃黑皮的五香酥蚕豆的，于是让她顺便买一些带回来吃。第二天，这个丫头买来一大包，是用整张的《顺天时报》包着带回来的。我在吃蚕豆的时候，无意中看到这张前几天的报纸，竟然和我们平时所看到的《顺天时报》的论调不同，就赶忙寻着同一天的报纸来查对，结果发现日期相同，而内容很多都不一样。我当时觉得非常奇怪，便去找二哥（袁克文）问是怎么回事。二哥说，他在外边早已看见和府里不同的《顺天时报》了，只是不敢对我父亲说明。他接着问我：‘你敢不敢说？’我说：‘我敢’。等到当天晚上，我便把真的《顺天时报》拿给了父亲，我父亲看了之后，便问从哪里弄来的，我便照实说了。我父亲当时眉头紧皱，没有任何表示，只说了句：‘去玩去吧’。第二天清晨，他把大哥找了来，及至问明是他捣的鬼，父亲气愤已极，就在大哥跪着求饶的声音中，用皮鞭子把大哥痛打了一顿，一边打，一边还骂他‘欺父误国’。从这以后，我父亲见着他就有气，无论他说些什么，我父亲总是面孔一板，从鼻子里发出‘哼’的一声，不再和他多说什么话，以表示对他的不信任。”

关键时刻，袁克定差点失去袁世凯的信任，不过好在他还有一个杀手锏，那就是袁世凯挥之不去的“家族魔咒”。袁世凯家族中，外出做官的都没有活过60岁，如袁甲三、袁保恒、袁保龄、袁保庆这些大名鼎鼎的人物，乃至袁世凯自己的父亲袁保中，也是壮年而终。由此，60岁这道大关也就成为压在袁世凯心中长久的梦魇，而从民国后，袁世凯的身体就每况愈下，这更是让他疑神疑鬼。

在年届60的大限即将来临时，袁克定称“只有称帝才突破这一魔咒”，袁世凯难免有些动心了。毕竟，皇帝是九五之尊嘛，世界上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尊贵呢？或许，这个魔咒真的不敢侵犯真命天子？

这时，海外又来了一高人，这就是美国教授古德诺。古德诺教授与袁总统同年所生，他本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学院长，是当时世界宪政理论界的大权威。袁世凯当上民国大总统后，他一来苦于自身的理论水平不足，二来也为了装点门面，于是便向外国聘请了两位宪政专家，其中一位就是古德诺教授。以当时古德诺的水平，做民国大总统的法律顾问当然不在话下，他接到聘书后也就欣然上任，每年领取年薪两万五千银元，这在当时的世界人才市场上可算得上凤毛麟角的高薪人士。

促成古教授来华一事的，很有可能是他的中国大弟子顾维钧。顾维钧从美国博士毕业回国后，首届内阁总理唐绍仪发现他人才难得，不仅向袁世凯极力引荐，而且还将之招为女婿，由此顾维钧在仕途上也就平步青云，鸿图大展。尽管老丈人后来与袁世凯翻脸，但顾博士后来还是为袁世凯所信任并担任了机要秘书一职。

古教授与民国政府签署的是三年合约，但他夫妇于1913年5月来华后不到一年，美国的著名学府霍普金斯大学便给他寄来校长聘书，古教授难免心动，于是在与总统府协商后，同时兼任二职。古德诺在1914年8月返回美国就任校长，其在华的顾问事务暂时委与他人，但仍由他遥为领导。等到次年美国大学放暑假，古德诺便再度来华，而他这次所待的六星期，正是民国共和政治与帝制斗争的敏感时期。

古德诺是世界一流的宪政专家，但学术上的“政治学”与现实中的政治斗争完全是两码事，他老夫子不明就里，一下就陷入了一场凶险的政治漩涡之中。在古德诺第一次来华期间，正值“二次革命”爆发，而作为美国南北战争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古德诺自然是站在袁世凯中央政府的一边，视南方革命为叛乱，这或许是古教授遭人忌恨的原因之一。

若以立场而言，古德诺是倾向于总统制的，在民国第一届国会天坛修宪期间，他也替袁世凯草拟了一份宪草，其中内容却与“天坛宪草”大相径庭，因为他认为中国太大，各地也不稳定，推行责任内阁制并无好处，而当时国会中的议员权力过大，不仅使本该与国会平行的大总统形如橡皮图章，也大大有损于民主政体中“三权分立”的平衡，实际上是一种国会独裁，最终导致国家一事无成。因此，古德诺向袁世凯建议，中国应该实行强有力的中央集权，而总统制是最为适合的选择。

古德诺的看法与观点，自然对袁世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古德诺也在无意中成为袁世凯推行总统制的最佳辩护人。这外来的和尚好念经，革命党人虽然心有不甘，但对于古德诺这个“反动学术权威”却也无可争辩，袁世凯后来取消“天坛宪草”，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也就顺理成章了。

对于袁世凯后来搞的《中华民国约法》，古德诺是十分推崇的，他在返回美国出任霍普金斯大学校长后，就曾在当年的美国政治学会年会上做了一个关于民国宪政改革的主题演说，其中对袁记约法改行总统制赞叹有加，大有“吾道得行”之兴奋呢。

古德诺第二次来华期间，袁大总统请古顾问以评议《天坛宪草》为题，就各国现行国体及共和与帝制之优劣作一文章，以供民国政府推行宪政之参考。对于此等作业，古德诺早已成竹在胸，因为这本就是法律顾问的份内事。受人所托，忠于人事，古德诺这么敬业的一个人，加上袁总统有礼贤下士，于是他便尽其平生所学，写了一篇万言条陈供袁总统参考，算是一报知遇之恩。

尽管古德诺一再声称自己是从纯学理的角度对中国宪政问题提出建议，但以古教授当时在学术界的地位，他这篇文章对后来政局的影响大大超出了他的想象，也不是他所能掌控的了。那些蓄势待发的帝制派政客们对古教授的学理推导毫无兴趣，他们要的是文章对总统制和中央集权的大力宣传，要的是其中关于“君主制优于共和制”的只字片言，而其中的急先锋杨度更是捡到鸡毛当令箭，简直是如获至宝，随后便将古教授的文章汉译为《共和君主论》，并交各大媒体广为传播，为帝制先声狠狠添了一把火。

也许有人会问，在那篇洋洋万言的大作中，古德诺到底说了啥？要细说起来，古教授的文章做得还真是不赖呢。只可惜近代史家在给古教授扣上一顶“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后，对如此好文章却匆忙放过，不求甚解，未免可惜可叹。倘若脱离民国初年的是非地和如今的革命观，回过头来再看古教授的一番高论，倒也不无参考之处呢。

简而言之，古德诺的主要观点是，各国的各种政体制度，譬如帝制，譬如共和，本身并无天然的、绝对的优劣之分，其中的关键在于各国各族对制度的认同，是否适用才是正道。换句话说，一味的照搬照抄，全盘西化，未必是件好事呢。当然，古教授此论与“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哲学观点颇为接近，乃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所以他还得以各国历史和国情加以推导。

譬如英国，其实是最先推翻帝制、搞民主共和的国家，甚至连皇帝的脑袋都砍了下来（查理一世），但革命领袖克伦威尔建立大英共和国并当上了“监国”之后，却推行的同样是专制。更麻烦的是，在“监国”体制下，接班人的问题没法解决（民选的领导人如何安排接班，在当时的历史上尚无先例），克伦威尔快死的时候让自己的儿子上位，但这小克伦威尔没有经过战争，也就没有威信，结果很快就被议员们给轰了下去。克伦威尔的儿子做不成监国，其他人就更没有这个威信，最后议员们商量来商量去，还是请被废的太子（查理二世）来做皇帝的好，这样至少名正言顺……人家毕竟是几百年的皇族血统嘛！

于是，大英共和国便又成了大英帝国，即便是后来“光荣革命”，那也仅仅是换一个皇帝，而不是换一个国体。大英帝国依然是大英帝国，但皇帝不再是那个查理一世时期的皇帝，而是受到议会的严格限制，所谓的虚君制是也。英国是近代最典型的君主立宪制，虽然保留皇帝，但却是正宗的民主议会制政体，这与一战前的德国及二战前的日本所实行的君主立宪有着天壤之别，因为德皇和天皇仍旧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因此他们的体制其实是一种伪君主立宪制，清末预备立宪的时候其实就是模仿的这种体制，但辛亥革命爆发后清廷提出的“十九信条”则是英国虚君制下的君主立宪，可惜已经晚了。

至于共和政体，当时世界上有两个典型模式，一个是实行总统制的美国，一个是实行责任内阁制的法国。从效果上来看，美国算是比较成功的，但美国的例子是不可复制的，因为美国是一个成立不到300年的移民国家，他们没有专制的传统及其皇族势力；更重要的是，美国当时地广人稀，只要肯努力，人人都可以有好的发展机会，这不是其他国家可以比拟的，此所谓学术界称的“美国特殊论”。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开国总统华盛顿未尝生子，无二世可传，亦不可传。

法国则不然，从帝制到共和，从共和到帝制，来回打转，倒颇值得当时的民国借鉴。法国革命最为追求自由民主，因而其酷烈尤甚，不但要砍国王的脑袋，砍贵族的脑袋，砍高级教士的脑袋，闹到最后，革命领袖的脑袋也要被砍掉。最后，砍无可砍，人人都厌恶了这种朝不保夕的民主共和的极大混乱，结果拿破仑横空出世，在煊赫武功下加冕称帝。但是，建立在军事基础上的拿破仑帝制同样不稳定，后来法国在革命后的一百年中也一直在帝制与共和中摇摆。倘若以法国为参照物，便可知道中国的共和之路绝不会一帆风顺。更值得一提的是，法国的共和制并没有给法国带来强大。

至于拉美国家，那简直就是民主共和制中最糟糕的典型，那些摆脱了西班牙、葡萄牙殖民统治的国家，如墨西哥、阿根廷、秘鲁、巴西等，他们在美国和法国的影响下也都纷纷采取了民主共和制，但由于他们严重缺乏共和政体所必需的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条件，结果是画虎不成反类犬，共和政体也都相率变成寡头独裁政权，而这些独裁者一旦去世，加上没有固定继承人，国内往往群雄并起，举国大乱，民不聊生。

在文中，古教授特意举出墨西哥的独裁者迪亚斯作为例证，迪亚斯统治墨西哥三十多年，最初尚且相安无事，但迪亚斯年老昏聩后，由于没有法定继承人，结果群雄纷争，国将不国。因此，古教授指出，与其搞个人独裁的寡头政权，倒不如直接实行帝王专政，因为帝制尚有法统可继，不像个人专制的寡头政权，一旦老寡头死了，众多小寡头必需大打出手才能接班。所以，假共和倒不如搞真帝制，这样国泰民安的几率还大些。

古教授最后总结说，帝制、共和原是半斤八两，不过各有所适。如果按当前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教育、文化等条件，君主立宪是相对适宜的选择；如果要实行共和政体，那就应该加重行政部门的权力，而不能像法国那样突出议会权力（法国内阁的频频倒台便是教训）；鉴于中国当前无法实行普选，实行限制代表制和立法一院制颇为可行。

对于帝制（君主立宪而非专制帝制）的反转，古教授也未置可否，但他预留了但书三点，那就是：一要全民认可，不得稍有反对的动乱出现；二是列强（特别是日本）对恢复帝制没有异议；三是要落实真正君主立宪的具体计划，且三者缺一不可。对于这个看法，倾心于立宪政治的梁启超在后来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文章中也有所提及，后叙之。

如此看来，古教授不过理论推导，如果以如今之眼光看来，还不得不承认这老头看法之客观英明并为之拍案叫绝呢。文章应当是好文章，只可惜发表的时间地点都不对，结果被那些无耻下流的帝制派故意利用与恶意曲解，人家古教授明明说“共和帝制，各有所适”，到了杨度笔下却成了“共和不如帝制”，这真可谓动机叵测，其祸无穷。

古德诺第二次来华的时间不过六周，却在无意中被人抬出来唱出一个重头大戏，最后是“哑巴吃黄连”，背了个中国大黑锅。古德诺后来也发现风向不对，他不甘心为帝制派所利用，于是一边在八月十七日招待中外记者，说明真相；另一边又在袁总统的批准下将他的文章刊登在《京报》的英文版上，以正视听，但为时晚矣。帝制派不过利用古教授的文章做个引子，为将来实行帝制铺路，大戏还在后头，但主角已经不是古教授了。

再者，大洋彼岸的霍普金斯大学即将开学，古校长也无时间精力纠缠于这场笔墨官司，在他返回美国后，杨度反成了古教授“君宪救国”的代言人，真是气煞老古也。更糟糕的还在后面，袁世凯推行帝制失败后，自己身败名裂且不说，还连累了远在美国的古教授。

本来古德诺在出任霍普金斯大学校长之时，其声望并不亚于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威尔逊，而当时共和党本也有意提名古德诺为总统候选人与威尔逊一争高下，不料有人怀疑他受贿而执笔，实为袁世凯之御用文人，结果古校长百口难辩，他那本该似锦的前程因被袁世凯帝党的一记臭蛋击中而烟消云散，真是飞来横祸，无妄之灾，令老头抱恨终身。

至于另一位日本顾问有贺长雄，他的名气虽然不如古德诺教授那般大，但也非等闲之辈。有贺长雄不仅是国际法专家，而且曾同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组织过进步党，并创立了早稻田大学。在古教授发表《共和君主论》的同时，有贺长雄也发表了一篇名叫《新式国家三要件论》的文章，可惜其主张帝制的观点过于隐晦，不够拉风，所以不为帝制派所喜。

不过，在帝制进入实施阶段后，有贺长雄却在背后做了实实在在的工作，他以日本皇室典范的蓝本，向袁世凯进呈了一份《皇室典范》，其主要内容包括：

一、中华帝国大皇帝传统子孙，万世延绵；

二、大皇帝位传统嫡长子为皇太子，皇太子有故，传嫡长孙；

三、中华帝国大皇帝，为汉满蒙回藏五族大皇帝，公主、郡主得下嫁五族臣民；

四、皇室自亲王以下，至于宗室，犯法治罪，与庶民同一法律；

五、亲王、郡王得为海陆军官，不得组织政党及为重要政治官吏；

六、永远废除太监制度；

七、宫中设立女官，永远废除采选宫女制度；

八、永远废除各方进呈贡品制度（满蒙回藏各王公世爵年班朝觐贡品除外）；

九、皇室典礼事务，设宫内大臣掌领之；

十、凡皇帝亲属，不得经营商业，与庶民争利。

在袁世凯推行洪宪帝制后，有贺长雄的这十条皇室典范也得以应用（倒也有进步及借鉴之处）。最奇的是，在当时的外国人中，唯独有贺长雄对袁皇上自称“外臣”，虽说忠心耿耿但也未免有点肉麻。这不，有贺长雄的行为引起了在华日侨的极大愤怒，他们认为有贺氏“玷污了日本人的体面”，并宣布从日籍中将有贺长雄除名，大概就是所谓的“日奸”了。

不过，有贺长雄对此可不在乎，在袁世凯死后，他又接连给黎元洪、冯国璋及徐世昌三位总统做法律顾问，直到1921年病死，可谓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看来，有贺长雄还真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古德诺的文章，正中帝制派们的下怀，他们“扯虎皮做大帐”，正愁没有说辞呢。在这些人当中，最起劲的莫过于那位帝制派理论家杨度。

杨度，字皙子，湖南湘潭人，帝制派理论专家。没遇到袁世凯之前，杨度空有一腔君主立宪理论无从施展，杨度受到了袁世凯的知遇之后，犹如干柴遇烈火，一发不可收拾了。

这古教授一回国，杨度等人就立刻搞了一个“筹安会”，开始鼓吹帝制，为袁世凯称帝做舆论准备。筹安会的发起人有六位，分别为：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筹安六君子”。

说起这六人，杨度、严复、刘师培这三人一向是保守派，他们鼓吹帝制倒也罢了，可孙毓筠、李燮和、胡瑛这三人的出身可是同盟会，是革命党啊，这一次的华丽转身实在令人大跌眼镜。这六人中，有三个湖南人，即杨度、李燮和、胡瑛，真所谓：“三个湖南佬，共唱一台戏”，这戏，是大戏。

正当筹安会的同党们敲响了第一声锣鼓并摇旗呐喊，群魔乱舞，闹腾得正欢的时候，另一彪人马突然异军突起，霎时间便将筹安会的风头抢去，这又是何人呢？原来是交通系的交通系的首领梁士诒“梁大财神”。

梁士诒是广东三水人，与梁启超同榜中举，后又中了进士，做过翰林。在1903年的经济特科考试中，梁士诒勇夺第一，是朝中理财的好手、袁世凯跟前的大红人。杨度那些人，毕竟是书生，梁士诒比他们有优势的地方在于，他有钱啊！他搞了一个公民请愿团的组织，成员除了交通系人马外，又有段芝贵、张镇芳等一干政界名流，立刻在气势上把筹安会的风头盖过去了。

正当帝制派得意猖狂之时，这里又来了一篇雄文，这就是梁启超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在文章中，梁启超指出，皇帝之所以可贵，主要依赖于历史习俗上的一种似魔非魔的观念，这种尊严决不可亵渎，一旦亵渎，势必不能维持。就像木偶泥雕，倘若放在殿堂中供人膜拜，自能产生灵验，但如果突然有狂生将它拽倒践踏，投到猪圈之中，即使再能修复并重新放在殿堂之中，那也再没有灵验了。君主与共和也是一个道理，一旦共和以后，君主便不再具有至高无上的尊严，倘若再返帝政，必败无疑。

被梁启超的文章这么一搅合，帝制运动的急行军也就不免为之刹车。1915年9月1日，正当参政院要讨论那些堆积如山的国体更改请愿书时，袁世凯袁总统却突然派出政事堂左丞杨士琦来到参政院，帝制派人物还以为袁总统亲自派人前来支持，在杨左丞发言前，几乎将巴掌都给拍红了。不料杨左丞掏出大总统的一纸宣言书，待到恭恭敬敬的捧读后，大概意思却是“大总统有保持大局之责，更改国体不合时宜；国民请愿须征求多数国民之公意，自必有妥善之上法”云云，这下很是给帝制人物浇了一瓢凉水。

参政院院长黎元洪副总统这天却是到会的，他接过话头说：“大总统的宣言书，确为至理”，没想到梁士诒未等“理”字话音落下，便起立大声说道：“大总统的意思，无非是要征求多数国民之公意，现在国民请愿，民意却是趋向君宪，本院主张，也应当尊重民意呢。”

黎院长被他这么一抢白，正待反驳，底下的帝制派人士们却使劲拍起掌来，震响全院，窘得那黎院长也只好默默退回原座，继续做他的黎菩萨。

其实呢，袁总统的这个宣言书是话中有话，你想他也不是傻子，梁士诒等人搞的这些请愿把戏他能不知？因而此等请愿只能做个序幕，不能当成正戏。倘若非要搞拥戴，那正戏就应该是多数国民之公意，那就应该召集国民会议，以示名正言顺。再直白点说，搞请愿拥戴的方法有失妥当，但如果经过“国民会议”或“国民代表大会”之类机构加以公决，那本大总统是可以考虑加冕称帝的。

等到梁士诒等人摸透了袁总统的心思，那帝制运动又继续鼓喝前进。接下来就搞国民选举，由各省军政首脑来指定选举人，全国总共1993名，分别在各省投票。投票当天，各省将军和巡按使前往监督，各省代表进行记名投票。选票就更简单了，只印着“君主立宪”四个大字，代表们只需在下面空白处写上“同意”或者“反对”二字，然后签上自己的大名，完了。

在投票之前，每名代表都收到五百大洋的川资和公费（即是红包），加上又是记名投票，谁要乱写保准吃不了兜着走，这个手法可以说是“恩威并施”，于是投票结果可想而知：1993张选票都清清楚楚、工工整整地写着“同意”二字。

票数一张不少，整整1993张，既没有一张废票，也没有一张反对派。这次的选举堪称完美。

喜剧既然开场，想收脚已经来不及了。1915年12月11日，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召集各参政开会，在审查了国民代表的投票情况后，参政院决定以全国总代表的名义上推戴书，拥立袁总统为中华帝国之皇帝。那秘书厅的秘书员早已是胸有成竹，不消十分钟便拟就了八九百字的劝进书，一气呵成，通过也就不在话下。

当天下午，当参政院将劝进书的大红喜报送到总统府时，袁总统尽管已是心花怒放，却还得要效仿下先贤的“三揖（yi）三让”，以示谦恭。在第一份劝进书被退回后，参政院也不气馁，随后又命秘书厅重新拟定一份拥戴书。

本来“三揖三让”应该是三道程序，但不知何故，袁总统竟然省去了中间第二道，在第二次拥戴书送来后的次日便急吼吼的加以接受，实在是让参政院的大人们觉得意犹未尽。至此，经过三个多月的努力，帝制派终于是大功告成了。

12月13日上午，袁世凯在中南海举行百官朝贺会，算是皇帝即位了。新王朝要有新气象，1916年后，不叫民国五年，改称洪宪元年了，这就是历史说的“洪宪帝制”。

正当袁世凯欢天喜地的准备登上皇位时（上一次还不算正式的登基大典），半路里突然杀出个程咬金。此人是谁？梁启超的学生、“飞将军”蔡锷。

蔡锷也是湖南人，早年在湖南时务学堂学习的时候拜在中文总教习梁启超的门下，后来梁启超流亡日本，蔡锷也追随到日本并进入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回国后，蔡锷先后在广西、云南编练新军，辛亥革命的时候，蔡锷带着部队发动起义，后来被推为云南都督，当时年仅二十九岁。“二次革命”后，袁世凯收回各省兵权，蔡锷被调到北京。最开始的时候，蔡锷对袁世凯还抱有希望，因为他是主张“强人治国”的，谁知道民国后一日不如一日，心里也难免起了逆反之心。

蔡锷受老师梁启超的影响最大，梁启超反对帝制，蔡锷也在红颜之一小凤仙的帮助下逃出京城，最后到云南与唐继尧等人揭起义旗，组织了“护国军”，这下把老袁的好戏给彻底搅和了。

袁世凯要当皇帝，他手下的那些将领们其实都不同意，只不过没有谁出来公然反抗，蔡锷南方举起义旗，大多数人反而觉得说出了自己的心声，因而袁世凯派军队去剿灭“护国军”时，这些人都半心半意，护国军原本是很弱小的，但最后怎么也打不下来。

而这时，他手下的大将冯国璋也暗中与各省督军联名，要求袁世凯取消帝制。祸起萧墙，内部乱了，这下不好办了。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但南方护国军不依不饶，还得要他从总统的位置上退下来。

从清末的“非袁不可”到如今的“非去袁不可”，区区数年，竟然已是天壤之别。首任内阁总理、原部下唐绍仪在电报中斥责他说：“撤销帝制之令，而仍居总统之位，在执事（即袁世凯）之意，以为可敷衍了事，第在天下人视之，咸以为廉耻丧尽，为自来中外历史所无”；具有多年流亡经历的康有为则建议袁世凯“速携家眷，游于海外”，若“早行一日，国民可早安一日”；蔡锷、唐继尧、梁启超等人也纷纷要求袁世凯洁身引退，抗议声浪真是接二连三，应接不暇。

闹到现在，只要袁世凯霸占这总统位置不下来，这全国各地的“劝退、迫退、乞退乃至斥退”的函电便日夜不绝的不断涌来，比原来拥帝时的规模还要多上几倍。

在这内外交困、众叛亲离之际，袁世凯身体也垮了。称王称帝非但没有帮助他破除家族魔咒，反而加速了他的死亡。1916年6月6日凌晨6点，袁世凯终于放弃了对命运的抗争，一命归西。

袁世凯这次得的不是软足病，而是膀胱结石导致尿毒感染全身。临终前，袁世凯曾低声对老友徐世昌说：“杨度杨度，误我误我”；也有人说，袁世凯临终时说的是：“是他害了我！”

当时袁世凯也没说这个“他”到底是谁，一般人都认为指的就是大公子袁克定。要说这复辟丑剧，袁克定还真要负一半的责任，他自己想做太子想疯了，结果是把老头子推到火上去烤，害得袁世凯一代枭雄，最后为这竖子所害，落得个可惜可笑又可叹的千古骂名，真是窝囊之极。

袁克定这个人，不文不武，品不高，德不显，糊涂半生且不说，晚年还好男宠，结果因此而倾家荡产，潦倒而终。袁世凯之败，袁克定岂能辞其咎乎。

和袁克定热衷于帝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袁世凯的二儿子袁克文（字寒云）却对此漠不关心。不仅如此，这位“皇二子”甚至还写了首讽父诗，可算是民国古体诗中之极品，姑且抄录如下：

乍着微棉强自胜，阴晴向晚未分明；南回寒雁掩孤月，西落骄阳黯九城。

驹隙存身争一瞬，蛩声警夜欲三更；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

这首诗还有个版本，意境颇美，可共赏之：

乍着微绵强自胜，荒台古槛一凭陵；波飞太液心无住，云起苍崖梦欲腾。

几向远林闻怨笛，独临虚室转明镫；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

这首讽父诗的最后两句是相同的，当然也是诗中的重点，无外乎劝老头子千万“莫到琼楼最上层”，否则站得高，跌得重，老本全赔光。苏东坡在《水调歌头：中秋》中也说，“高处不胜寒”，想必袁大总统也跟着头脑一起发热，早已忘却了。

有意思的是，袁世凯晚年常念叨的那个家族魔咒却在他的子孙中却基本无效，袁家的后代不仅大都活过了六十岁这道坎，而且长寿者也不乏其人，譬如袁克定就活了八十岁，袁克文虽然只活了四十三岁（应是与他长期放荡不羁的生活有关），但他的儿子袁家骝却是九十一岁的高寿，直到近年才去世（2003年）。如果袁世凯泉下有知，会不会为自己的称帝决定而苦笑不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