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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正式大总统

1913年10月6日，759名国会议员来到选举会场，正式选举民国首任正式大总统。大总统有两个候选人，一个是袁世凯，另一个是黎元洪。

按照新公布的《总统选举法》，选举大总统须三分之二的议员出席，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选举，候选人必须在得票四分之三以上方可当选。

刚开始时，选举还算正常。第一次投票后，经统计，袁世凯得471票，黎元洪154票，其他还有几个候选人只得零星数票。袁世凯这次虽然得票最高，但因为某些议员投了无效票，因而袁世凯的得票仍旧没有达到法定的四分之三多数，因此还需要再进行一次投票。

就在这时，选举会场外突然来了数千名貌似军人的不相干人等，他们打着“公民团”的旗号前来观看选举。在听说袁世凯没有当选后，这些“观众”整齐严肃的大踏步进入会场，正在投票的议员们立刻被他们里三层外三层的围了个水泄不通，插翅难飞。

议员们何时见过这等“民主”架势，只得推议长去交涉，要求这些人退出会场，不得干涉选举。谁知那帮人听后，反而大声嚷嚷起来：“我们都是公民团，今日推选大总统，关系重大，倘若你们选出辜负众望的大总统，我们是不答应的！我们丑话说在前头，要是所选非人，今天各位就甭想走出会场！”

如此情形，议员们也就明白了七分——这些所谓的“公民团”恐怕是袁世凯收买来“压场”的。

但你还别说，当时的那些议员们还是颇有些骨气的，在如此高压之下，他们偏不肯将票投给袁世凯。

在第二次选举后，袁世凯虽然得了497票，但黎元洪也多得了几票（162票），袁世凯仍旧没有达到法定多数。从效果上来看，“公民团”的做法其实是添乱，黎元洪多得的几票很可能就是国民党议员投的，虽然他们未必支持黎副总统。

由于当时投票流程不甚熟练，从发票、填票、投票、开票、唱票，这一圈搞下来大约要4个小时，因此议员们肚皮饿了，打算明日再进行第三次选举。但这些“公民团”们不答应，他们早已将会场团团围住，许进不许出，就连四面围墙也站满了军警，谁也别想跳出这禁锢圈。

时间到了晚上，议员们饿得急了，想闯出大门找点吃的，但那也不行。议员们还没等走到门口，便被“公民团”的人拽住，轻则破口大骂，重则饱以老拳，把议员们打得抱头鼠窜，狼狈的逃回会场。最可笑的是，某些议员好吸大烟，一时间烟瘾犯了也没法补充，这群人在会场上哈欠连天，鼻涕不是鼻涕，眼泪不是眼泪，真是急得抓耳挠腮，捶胸顿足，徒然让“公民团”笑话。

也有送饭的。比如支持袁世凯的公民党给他们的议员送饭来了，“公民团”的人便放他们长驱直入。进步党也派人来送吃的，但这些凶神恶煞的“公民团”不让他们随便进去，进步党的人急忙说：“我们是拥护袁总统的！”公民团听了喜笑颜开，大手一挥，说：“那就赶紧进去吧！”

国民党派人送饭来，说：“我们是国民党的，给议员们送饭！”公民团大怒，骂道：“国民党的不准进，饿死活该！”

眼看不继续选举就不许出门，议员们也只好忍气吞声的接着进行第三次投票。按照《大总统选举法》的第二条：“两次投票无人当选时，就第二次得票较多者二名决选之，以得票过投票人数之半者当选”。也就是说，这次只能在袁世凯和黎元洪中间选举一人，而且只要过半数就可当选。

待到选票发到各议员的手中，“公民团”的人又叫嚷起来了：“选举袁总统！”“谁不选袁总统就别想出门！”“谁不选袁总统就别想吃饭！”

在此声浪下，饥肠辘辘的国民党议员们早已是手脚发软，头昏眼花。但即便是这样，仍旧有部分硬骨头议员在选票上画叉，以示抗议。等到投票结束，袁世凯得了507票，自然是过了半数，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

事实上，袁世凯当选为第一任正式大总统本是毫无悬念的，“公民团”的行为实在是弄巧成拙，本该下午就结束的投票非被他们弄到晚上十点才结束，差点还饿出几条人命来。

总统选好了，所以到第二天，议员们继续选举副总统，这次公民团的人却不来捧场了，会场也是稀稀拉拉，出席的人少了许多，不过勉强将黎元洪选出了事。黎元洪在得知自己当选为副总统的消息后，不惊不喜，心静如水，别人向他贺喜，他也觉得无甚可贺的。

说起黎副总统，他原本是陆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的协统，在当时湖北算得上是第二号的军事领袖。他原本官当得好好的，根本就没有造反的打算，不过为当时的形势所迫，被革命士兵们硬是从床底下拉出来做了首领。最开始的时候，黎元洪还死活不肯顺从革命，那句著名的“莫害我”，就是出自他口。说起来，倘若造反不成，朝廷追究下来，黎元洪按犯罪情节的话，还只能算是胁迫呢。

民国后，黎元洪各项政策上极力与袁世凯保持一致，亦步亦趋，譬如在定都北京问题上，黎元洪就曾经帮了袁世凯的大忙。在宋教仁遇刺案中，黎元洪也发表通电，提出要法律解决，以大局为重，切不可意气相残，实际上就是给袁世凯拉偏架。

但很可惜的是，黎元洪这些明显亲善的举动仍旧未能赢得袁世凯的充分信任。在袁世凯的眼中，黎元洪虽然不算革命党，但毕竟不是北洋军政集团的人；更令袁世凯感到不安的是，黎元洪打着支持袁世凯、支持中央政府的旗号，在排斥当地革命党的同时也暗中发展了自己的势力，譬如当时在湖北就握有四个师的兵力，而且还先后被推为共和党、进步党的理事长，政治影响力不可小觑。

在“二次革命”后，湖南、江西、安徽等省都换上了北洋系的人，既然袁世凯要在战略上控制南方各省，湖北当然也不能例外。所谓“有兵才有权，有地盘才有势力”，黎元洪也深知控制地方对个人权势的重要性，因而对袁世凯的调虎离山计也是心知肚明。对于北上一事，黎元洪是想方设法，一拖再拖，死活不肯离开湖北半步，——副总统可以不做，湖北都督不能不当，黎元洪也是个精明人。

袁世凯见软的不行，只好来个“霸王请客”，派陆军总长段祺瑞亲自办理这事。在前清军界，段祺瑞的军阶远高于黎元洪，黎元洪当协统的时候，段祺瑞早已是统制了，因此黎元洪虽然是副总统，但在段祺瑞的面前却毫无底气，最后被段祺瑞半推半送的弄上火车（这也是段祺瑞南下的专列），即刻赴京去了。

黎元洪到了北京之后，袁世凯给他安排了一个好地方：南海瀛台。瀛台位于新华门总统府内的东北处，四面环水，虽然风景甚佳，是当年慈禧太后软禁光绪皇帝的地方。对于这个典故，袁世凯岂有不知。他为了避嫌，早已命人将这里打扫干净，并换了一块匾额叫“小蓬莱”——看来，袁世凯是要黎元洪在这里做快活神仙了。

神仙嘛，不就是不管俗事，混吃等死呗。

至于黎元洪从湖北带来的少数随行人员，并没有入住“小蓬莱”的资格，他们大都被安置在东厂胡同的将校俱乐部。由此，黎元洪也就失去耳目，真的和当年的光绪皇帝差不多了。

当然，袁世凯还是讲人情的。黎元洪到京数日后，其家眷也在袁世凯的安排下来到北京，一起住进了南海瀛台。在生活待遇上，袁世凯也给予了黎元洪十分优厚的待遇，每月薪俸1万元（仅次于袁世凯），办公费2万元。光这两项，黎元洪每月便可拿到3万元，因为他实在是无公可办，每日不过散散步、读读书、看看报、写写字，真是悠哉游哉，做了一个政治寓公。

为了更好的控制黎元洪，袁世凯还提出两家换亲，即黎元洪的长子娶袁世凯的女儿，袁世凯的儿子娶黎元洪的女儿。这个计划的前一部分由于黎元洪的夫人强烈反对而未果，而后一计划则顺利实施，可惜是个悲剧。黎元洪当时只有八岁的小女儿黎绍芳与袁世凯的第九子袁克玖定亲后，后来终于因为这场政治婚姻的不幸福而郁郁寡欢，最终发展成精神病并死于精神病院。

不可否认，袁世凯搞内政是把好手，方方面面都被他弄得服服帖帖，但搞外交却是另一回事了。按理，袁世凯以“朝鲜监国”起家，对外交事务是熟稔于心，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此，因为外交主要取决于国家实力的大小，一个弱国，难办。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趁着欧洲列强都卷入战争、无暇东顾的好时机，日本以对“德国宣战”的名义在龙口登陆，随后向青岛发动进攻。

在得知日军侵入山东半岛后，袁世凯当晚便召开会议，内阁各总长全部参加，可见事态严重。据参加会议的外务部参事顾维钧回忆，袁世凯当时问陆军总长段祺瑞，如果抵抗的话可以维持多久，段祺瑞说可以抵抗四十八小时。袁世凯问其他总长有什么意见，大多数人都沉默不语。袁世凯遂决定仿照1904年日俄战争时期的老办法，划定日军过境的走廊和交战区，以尽可能的防止战争波及其他地区。

当时德国在青岛的驻军数量十分有限，德军在象征性的抵抗后，青岛便告失手，但日本并没有收手，反而借口胶济铁路是德国产业为名，出兵占领了整个胶济铁路并进占济南火车站，将铁路和车站中的德国及中国雇员全部赶出门外，由日本人全面接手，丝毫没有理会袁世凯政府发出的“中立”声明。不仅如此，日本在占领青岛后，其不顾袁世凯政府的一再抗议，随后又将胶济铁路沿线的矿山、企业及海关加以全面占领，事实上是继承了德国的一切侵略权益。

人心不足蛇吞象，日本侵占青岛后还不满足。1915年1月18日，刚刚从东京回任的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在谒见袁世凯的时候，突然抛出日本政府的对华要求，共计五号二十一条，这就是历史上骇人听闻的“二十一条”。

“二十一条”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号共四条，要求中国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

第二号共七条，要求中国承认日本在南满和内蒙古东部的特殊权利，把东北和内蒙变成自己的殖民地。

第三号共两条，要求把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

第四号一条，要求所有中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租借或让给他国。换句话说，中国成为日本的被保护国。

第五号是最狠的，共有七条，包括：要求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军事、财政等顾问；中日合办警政和兵工厂，等等。这几乎是要把中国变成日本的附属国，与当时朝鲜的地位相同了。

日本此时抛出“二十一条”，并非偶然。早在1900年，日本浪人内田良平便发起了一个名叫“黑龙会”的间谍组织，这个组织名义上是个民间组织，但日本军部关系密切。1914年欧战爆发后，内田良平以黑龙会的名义亲自起草了一份名叫《对华问题解决意见书》（即《黑龙会备忘录》）的文件，并将之转呈给当时的日本首相大隈重信。

内田良平在这份意见书中提出，趁着中国目前尚未强大且孤立无援之机会，胁迫中国接受秘密条约，造成“保护国”的既定事实、打击袁世凯的威望，支持一切反袁力量以促成中国的内乱；支持除袁世凯以外的帝制复辟活动，使中国在政体上与日本保持一致，为今后中日合并创造条件。

当时黑龙会的逻辑是这样的，他们认为欧战爆发后，日本应当趁着西方列强无暇东顾的宝贵时机有所作为，因为欧战终有结束之时，届时列强仍旧会重返远东，继续其瓜分与掠夺。如果日本在大战期间抢先对中国下手，加以独占并造成既定事实的话，届时列强东返也就无可奈何，这样日本便树立了远东霸权，并可以此为基础进一步争夺世界霸权。

黑龙会的计划主要包括一下几条：一是在南满和东蒙确定统治权，随后向这些地区大量移民（正如二十年后之所为），为日本的扩展打下牢固的基础；二是在中国内地修建并控制铁路网，开发那些取之不尽的资源矿产，并排斥列强前来竞争；三是取得中国的政治、军事、警政、财政的监护权，将中国变成日本的保护国，为中立合并打下基础，也就是所谓的“朝鲜道路”了。

后来的“二十一条”，即是以内田良平的这份意见书为蓝本，而之后的所谓的“田中奏折”、“大东亚共荣圈”等等，与这个《黑龙会备忘录》在思想和理论上都是一路货色，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袁世凯接到“二十一条”后，表面上未动声色，暗地里却派出日籍顾问有贺长雄返回日本访问日本政界元老山县有朋等人，探查其中的内幕，随后又派人花重金收买日本间谍，调查日方的有关情况，以在谈判中争取主动。

为配合摸底活动，袁世凯在谈判中故意采取了拖延战术，他首先将在外交交涉中不甚在行的孙宝琦换下，并再度启用了善于在困难局面前谈判的前外交总长陆征祥，并指示陆征祥与曹汝霖在谈判中逐条商议，务必拖延时间，不可被日本人牵着鼻子走。

袁世凯的努力最终有了回报，他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的信息显示，“二十一条”并没有经过御前会议（如果要动用武力必须经过御前会议），而是大隈重信内阁擅自采取的秘密行为。由此，袁世凯便有步骤的通过报纸及外交渠道将“二十一条”的内容透露出去，结果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二十一条”立刻成为纽约及伦敦媒体的头条新闻，这也使得日本试图尽快结束同中国的秘密谈判已经不可能。

美国国务卿在得知“二十一条”的内容后，随即照会中日两国，声明美国对于中日两国所缔结的条约如果有违门户开放政策的话，将一概不予承认。在各方的压力下了，中日谈判也陷入了僵局，一拖便是四个月过去。日本人见在谈判桌上无法取得进展，随后便在东北、山东、福建沿海等地增兵，摆出一副谈判失败即开战的架势，并在5月7日提出最后通牒，限中国在48小时内对一至四号及其福建问题给予日本“满意之答复”，否则就要诉以“必要之手段”。

1915年5月9日，外交总长陆征祥、次长曹汝霖及中方谈判代表施履本将将“二十一条”的最后修订本交给日本公使日置益，危机暂时化解。签订后的新约与“二十一条要求”原件相比，二者还是有宵壤之别的。

首先，日本在各方压力下自行取消了最凶残的第五号要求；要求“所有中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租借或让给他国”的第四号删除，改由中国自行声明；第三号中的两条删除一条，第一、二号中的十一条中日本所要求的无限移民及日商课税须得日本领事之同意，“中国方面绝对不能接受”，其他条文不是“留待日后磋商”，就是加进了限制条件，最后签订的实际上只有“十二条”。而即使是已经签订的几条，后来也大多被袁世凯设法破坏掉。

尽管日本试图将中国变成保护国的阴谋最终破产，但中国在这次危机中受损的程度也是惊人的，譬如延长旅大租期至九十九年等等，都是不可思议的、丧权辱国的。就在这样一个危急的时候，袁世凯在干什么呢？称帝！

可袁世凯为什么要在这个节骨眼上称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