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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键的故事：人生能有几何

从1929年到1938年，何键主理湖南近十年之久，在各大势力的夹缝中见风使舵，是个典型的政坛变色龙。他在历史上有名，是因为三件事：一是提出了对共产党人 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人 的口号；二是杀害了毛泽东的夫人杨开慧；三是曾派人去挖毛泽东的祖坟。这么一个善变又凶狠的家伙，当然不会是个简单人物。
1887年，何键出生在湖南醴陵县何家屋的一个农民家庭。父亲的名字倒是极好，叫何其善。何其善做过多年佃户，善于搞多种经营，靠勤劳致富后，买了十几亩土地，但后来为了何键去保定读书，又把地卖掉了。何键幼年读过私塾，非常聪明，不过很有个性。从16岁开始，他先后考入县立朱子祠小学、县立渌江中学、长沙岳麓山崇古学堂及湖南公立法政学堂。其间，王先谦先生这个保守派，对何键的影响比较大。
北洋时期，无论大小军阀，那些出身寒苦的人要想出人头地，都是一靠读书，二靠投军，其中一部分是先投军后读书，另一部分是先读书后投军，何键属于后一种。他在湖南民政司警务科做了一段时间的办事员，很快辞职进入湖南将校养成所学习，后又到湖北陆军第三中学。
在校期间，何键对当时设置的各种课程不胜其烦。有一次考几何学，他勉强做完了，随手在卷子的空白处写了几句牢骚话： 春秋几何？人寿几何？几何而求贫贱耶？几何而大富贵耶？ 老师倒也开明，当着全班学生的面说： 何键，你本姓何，在考卷上还写了许多 何 ，这个几何，那个几何，真是叫人何其开心啊！ 同学们哄然大笑，更是知道了何键平静的外表下面，掩藏着一颗多么强烈的功利心。
不久，何键和许多同学一起，考进了保定陆军军校第三期步兵科，这是当时中国最好的军事院校，名将辈出。有个叫郭牛斯的学生，平时看不惯何键的臭脸，某天写了一张条子，贴在他的床头： 长子马脸何 ，讽刺何键那张大长脸。何键从来就不是个能吃亏的人，心想：你个小矮胖子，跟大爷来这套？马上回敬了一张字条： 矮瓜牛屎郭 。
1917年，何键毕业后回到老家，分到湖南陆军暂编第一师第一旅见习。师长赵恒惕见他年龄大了，不大想要，倒是旅长宋鹤庚觉得此人器宇不凡，建议录用，何键这才被留用。1918年3月，北洋军张敬尧部进攻湖南，击溃了湘桂联军。何键逃到长沙后，设法搞到了赵恒惕的一纸手令，便拿着鸡毛当令箭，回老家收容了一些散兵游勇，组成了一支游击队，屡屡打些小胜仗。得意之余，他自称为 湖南独立旅旅长何键 。何键两次提出改编为旅受挫后，很气愤地说： 亭长刘邦都可以做皇帝，为什么我不能当旅长？ 最终，他去唐生智部下做了骑兵营中校营长。
有道是乱世出英雄，赵恒惕与谭延闿为了湖南最高统治权苦斗不已的时候，唐生智却羽翼渐丰。何键这回跟对了大哥，1923年总算当上了第九旅旅长。那时候湖南号称百战之地，何键跟吴佩孚打，跟赵恒惕打，跟张作霖打，跟李宗仁打，一不小心成了北伐名将，当了军长不说，1927年还代理了安徽省主席。唐生智兵败下野，何键更显变色龙本色，利用蒋介石，利用程潜，利用鲁涤平，甚至与老冤家桂系都和解了。等到他1929年2月登上了湖南省主席的宝座，还继续玩脚踏两条船的绝技。
何键与蒋介石有一个共识：消灭中央红军。蒋不怕军阀，却深知共产党的可怕。何键心里也有个小九九，外省人多么强大都不怕，最怕的就是湖南人，而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里面有太多湖南人了，别说毛泽东了，就是彭德怀和贺龙两位，也不是他能对付的。
1928年1月，南京政府西征军进入长沙，何键所部改编后得以保留，他马上提出 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人 的政策，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同年任湘赣 剿匪 总指挥部总指挥，率20个团参与 围剿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1930年7月，何键被红军打得大败，连长沙都丢了，坐船沿江逃命。经过北湖口时，他看见岸上穿着红兜肚的上香人，惊叫着以为是红军追来了，经手下告知，才知道是去衡山上香的信徒。
1930年10月，杨开慧在板仓被捕，国内舆论一片哗然，强烈要求不必伤及无辜。何键索性先下手为强，于11月14日将杨开慧杀害在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更有甚者，1932年6月29日夜，他派龚澍等十几名特务，会同湘潭县保安队的数十名士兵，按照事先绘好的地形图，窜到韶山冲去挖毛泽东的祖坟。幸亏当地人警觉，他才未能得逞。
七七事变后，蒋介石见何键作战消极，干脆剥夺了他的兵权，调来中央任职。何键胳膊拧不过大腿，做出一副被信任状说： 委座委我为内政部长，这相当于前朝的尚书啊。 不久，他的发妻黄氏在香港九龙病故，何键请假回家，却在飞机上被戴笠请了下来，原来蒋介石怀疑他效仿汪精卫投敌。从此，他彻底被边缘化了，挂个闲职，开始深居简出。
何键没事可干，读了《延安一月》一书，认为： 看来政府是真正政府的，他们组织民众，唤起民众是扎扎实实的，毛泽东真有一套理论和办法。 为此，他于1941年写了一本《反共献策万言书》，却遭到了特务们的警告：没事少扯犊子。他只好靠打坐修行来消磨时光。抗战胜利后，何键长期在衡山休养，1949年春迁居香港，次年去台湾，被聘为 总统府 国策顾问，于1956年4月25日在台北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