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但是李的一个特殊身份长期并没有受到应有的认定，正是他本人在国民党一大上宣布的“本人原为第三国际共产党员”，这不同于中国共产党党员。
我们知道，马克思有过一个著名的论断：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取得成功，必须是国际的社会主义运动才能成功。俄国十月革命后，俄共主掌的共产国际推行世界革命和输出革命的政策，但是在德国等欧洲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失败后，开始把目光投向东方，中国共产党正是在李大钊最早与共产国际人员的联系下，共产国际派来特使帮助成立的。而李大钊并没有出现在前台，他实际还有一个共产国际在中国代理人的角色。
在中共一大上，对于中共是否成为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个支部，陈独秀和国际代表马林发生严重分歧，在翌年的二大上才得以解决。而李大钊一直是以共产国际的立场努力促成此事的。李大钊在北方，更是直接和苏联驻华大使越飞及后任大使、共产国际在华的实际负责人加拉罕联系。
李大钊从事的使命，也基本上以共产国际和苏俄国家利益的总战略为目的，比如，他在国共合作的沟通工作，在吴佩孚和冯玉祥等地方军阀与苏俄关系上，一直是重要联系人，他并不单单以共产党代表身份出现，而是以代理苏俄政府和共产国际的身份进行沟通。在共产主义运动中，这种模糊了国家概念的身份很难认定。
李大钊曾参与了苏俄和吴佩孚直系军阀的秘密谈判，一度使吴转向左倾，但是李大钊最成功的秘密活动是转化冯玉祥支持南方国民政府。冯玉祥和李大钊在辛亥革命期间就曾经合作过，秘密策划反清起义，结下很深友情。苏俄对北方军阀中的冯玉祥部一直抱有期待，主要是因为李大钊的工作。
１９２４年，在直奉军阀大战中，冯在南方国民党和苏俄暗中支持下，突然发动北京政变，掌握了政局，但由于自己力薄势单，请了段祺瑞来临时执政。不过冯还是坚持促成了孙中山北上。当时，苏俄对中国建立红色政权抱有很大期望，并在军事援助上大量投入。
李大钊
苏俄最早授勋的五个元帅，两个相继被派往中国，一个是布留赫尔，即著名的加伦将军，后来北伐战争基本由此人指挥，另一个是叶戈罗夫，以元帅军衔任驻华武官，负责中国北方军事。从１９２４年起，苏俄军事援助就不断支持冯玉祥，派去军事顾问团，当时邓小平就是以邓希贤的名字被直接从苏联派到冯的部队。而李大钊则是冯和苏俄的最重要的联系人。冯的赤化倾向，引起了北方军阀的一致反对。１９２６年初，张作霖的奉系和吴佩孚的直系联合起来，驱逐了冯的军队，双方进行大战，而同时国民党也开始北伐，全国进入全面混战。
１９２６年４月，张的奉系部队控制北京，成立安国政府，作为与冯玉祥部队和南方国民党政府的重要联系人，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北方负责人、苏俄共产国际的代理人，李大钊当然是被抓捕的重要对象。李大钊带领全家立刻躲到了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内原俄国兵营院内。
根据《辛丑条约》，使馆区中国军警不准入内，享有治外法权。以前，康有为、梁启超和后来搞复辟的张勋等，都到那里避过难，从没发生过问题。而这次，李大钊实际是把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北京的机关一起搬到了苏联使馆，这在国际法上不很占理。
这种现象首先引起其他国家驻华使馆的不满和怀疑，日本使馆和法国使馆人员相继发现苏俄使馆军营中国人来往频繁，夜间也经常大声争论，举行会议。他们秘密报告了张作霖的安国政府，很快京师警察厅就派来密探，装作三轮车夫等监视侦查，并跟踪相关人员，不久逮捕了重要嫌疑人李渤海。李渤海是李大钊在北大的学生，１９２３年入党，任过中共北京市委的宣传部长等职务，李大钊躲进苏联使馆后，他直接负责李大钊和外面的交通联系工作。
李渤海在被捕后非常合作，将苏俄军营内部情况全部招供，换来秘密释放。当时南北处于战争状态，李大钊的秘密机关从事大量军事情报工作，并且藏匿了一些军火，而且苏联很深地卷入中国内战，这对北方政权威胁极大。张作霖函商外国领事团，因为苏俄革命后自行废除不平等条约，所以领事团认为苏联使馆不受《辛丑条约》保护，默许张的军警入内缉捕暴乱人员。
１９２７年４月６日，京师警察厅派出三百余人，突袭了苏俄使馆军营，李大钊等人显然在没有预防的情况下遭到逮捕。军警共获取七卡车文件档案，里面有大量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各派别的联系证据和指令。
后张作霖找人翻译编成《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主要是“军事秘密之侦探”和“苏俄在华所用经费”两项。其中有：照译１９２７年１月３０日军事会议案笔录；照译１９２７年１月３０日军事会议案笔录；照译苏俄利用冯玉祥计划文报告；照译１９２７年３月１３日军事会议案笔录；北京苏联大使馆会计处致广东军事顾问加伦函……张作霖认为取得了杀李大钊的理由：一、在南北战争期间，李参与了军事谍报工作；二、李与苏联政府勾结参与中国内战的证据；三、李和冯玉祥国民军的秘密关系；四、李作为国民党和共产党北方领导人进行的颠覆政府活动。李大钊在被捕后，对很多实事也供认不讳，“李大钊供词全份”保存在北京市档案馆中。
李大钊被捕后，由于他是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各方都有营救行动，特别是北洋政府前高级官员，如章士钊、杨度、梁士诒和北大校长等都出面说情，张作霖也犹豫不定。他为此给北方军队前方的重要将领如张学良、张宗昌、孙传芳等六位发电征询意见，除了阎锡山没有回复，其余都主张立即正法。当时报刊也记载前方来电，谓前敌将士因讨赤死者不知若干，今获其党首要，不置诸法，何以激励将士？另有一种说法，南方某重要人物也来电主杀。张作霖绿林出身，对苏联和日本等国本都不买账，他认为李大钊是“俄奸”，在战争状态，更是唯认武力至尊，对前方将领的意见更为重视，所以很快就下令将李大钊等十九名国民党和共产党人员悉数执行死刑。
李大钊被杀后，张作霖曾将部分在苏联使馆搜查到的文件公开展览，并请中外人士参观，但是张作霖的政权很快倒台，翻译整理出版的《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一书，只印了极少册数，目前已经很难找到。我并没有读过这本书，所以对李大钊的死，还不敢妄下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