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说：汪精卫是一个有烈士情结的人。
徐复观说：胡适是一个伟大的书生。
殷海光说：胡适是个大乡愿。
蔡元培说胡适：“旧学邃密，新知深沉”。
金岳霖说胡适：“旧学不过乾嘉，新学止于赫胥黎”。
郑超麟说：胡适是庸俗的民主派，就是自己没有社会主义思想，只认为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的极致，它的统治形式就是民主统治。
唐德刚说：胡适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发展过程中，继往开来的一位启蒙大师。
陈独秀说李大钊：“从外表上看，他是一位好好先生，像个教私塾的人；从实质上看，他生平的言行，诚如日月之经天，江河之行地，光明磊落，肝胆照人。”
章士钊说李大钊：“守常乃一刚毅木讷人也，其生平才不如识，识不如德。”
梁漱溟说章士钊：“行严先生，论人品不可菲薄，但多才多艺亦复多欲。细行不检，赌博、吸鸦片、嫖妓、蓄妾媵，非能束身自好者。”
章太炎说蒋介石执行的三民主义是“卖国主义、党治主义与民不聊生主义。”
马寅初说：蒋介石的光头脑袋就是“电灯泡”，里面真空，外面进不去。
胡汉民说蒋介石：“为人私欲过重，缺乏忠诚，不足以为民族复兴的领袖。”
马一浮见蒋介石一面之后，说蒋神情气象偏狭，有刘裕偏安之才。
何廉说蒋介石：“他认识人，也懂得用人，但是他不懂得制度和使用制度。”“从根本上说，他不是个现代的人，基本上属于孔子传统思想影响下的人，他办起事来首先是靠人和个人接触以及关系等等，而不是靠制度。”
胡适始终支持汉奸汪精卫。直到１９４４年汪精卫死了，胡适在１１月１３日的《日记》中，不但无只字谴责汪叛国当汉奸之罪，相反大动怜悯之心写道：“汪精卫死在日本病院里，可怜。精卫一生吃亏在他以‘烈士’出名，终身不免有‘烈士’情结，他总觉得‘我性命尚不顾，你们还不能相信我吗？’”
１９４５年７月，蒋介石派国民参政会议代表傅斯年、黄炎培、章伯钧等五人访问延安，毛泽东一见傅斯年就以学生身份请傅代他向胡适问好，傅就便和毛做一夜长谈。毛给傅的的印象跟北大时可谓有天壤之别：北大时毛泽东是穷弱书生，旁听者，傅是风头人物，学生领袖；延安的毛泽东有很强的个人权威，气度“咄咄逼人”，政治作风并不民主。毛陪傅斯年漫步礼堂，看到各地领导献来的密密匝匝的锦旗、决心书等，傅情不自禁地说：“堂哉皇哉！”
陈光甫对王世杰说，国民党若自动取消一党专政，可说是“一种不流血的革命”。
张季鸾看重记者的作用，他对徐铸成说：“成熟的记者应该是第一等的政治家，美国的总统候选人不是有许多曾做过记者的吗？”他又说：“我们报人不可妄自菲薄，报人的修养与政治家的修养实在是一样，而报人感觉之锐敏、注意之广泛或过之。”
张季鸾以国士自许，他对王芸生说：“只要不碰蒋先生，任何人都可以骂。”
晏阳初说：如果你想在教育上或其他领域内提倡新思想和新制度，那就最好不要介入政治，这样，你才有作实验的绝对自由，这是能充分发挥自己智慧的惟一方法，否则，你就会由于放弃原则而失败。
胡风曾给绿原写信，谈到卢卡契：“我们只要能有这样的理解，就好办了，其实他说的也只是常识，但他能懂得，而且有决心这样做，这就使我们亚洲小民不胜羡慕之至了。但我担心还是不会在亚洲得到注意的。这不仅是‘思想上的懒汉’问题，还有一个只要剑而不要经的传统嗜好问题，用剑，那是多么用力小而收效大的工作呀！砍了就是。”胡风的命运后来果然比卢卡契悲惨得多。
１９４８年，国民大会召开，余汉谋被委任为陆军总司令。一年后，他就职广东绥靖主任，回到广州激愤地对人说：“我以前没有做过京官，很少接触党国要人，总以为他们对国家大事会有一套办法。去年我在南京搞了几个月陆总，和他们接触多些，才使我认识到这班官僚饭桶。二三十年来，他们除了树立私人势力，争权夺利，对国家大事确实毫无办法，根本谈不上为国家人民做好事。照我看，只要共军渡过长江，势必马上解体，可以肯定是无法再坚持下去了。我这次回来为桑梓服务，希望团结广东军政人员，进而与广西合作，支持李宗仁收拾残局。如不可能，只好认输，绝不陈兵边境，作最后挣扎，使广东同胞重受战祸，加重我的罪责。”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共请人给自己提意见。在中华全国新闻界协会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吴冷西点名要张恨水发言，张站起来，马上说：“我没有意见，我没有意见。”
胡风在秦城监狱被关押在单身牢房。有一次，管教丢给他一个麦草编的帽圈和一捆麦杆，说“老吃饭不干活，太不像话了，学着编麦辫儿吧！”胡风不客气地说：“不是我不干活，是你们剥夺了我的劳动权。我的劳动不是编麦辫，是用笔写作，你晓得吗？”他把麦杆放一边，动也不动一下，后来管教只好取走了事。
反右期间，江苏省成绩太差，毛泽东问江渭清：“你到底反不反右派？”江说：“要反右可以，请您老人家下令把我调开，另外派人来。因为是我右嘛！您先撤了我，让别人来反。”毛说：“渭清啊，你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江说：“主席啊，我是舍得一身剐，要为您老人家护驾。”毛泽东派彭真、康生来督阵。江渭清请彭真来省委常委讲话，传达毛泽东对自己的批评，因为见省委常委和各地市县主要领导中无一人打成右派，彭真不悦道：“江苏为什么不打右派？江苏还有没有右派？”江渭清说：“有右派啊，不过我还没有发现。”
毛泽东在庐山会义期间跟“秀才”们坦言，他４０岁以前肝火大，总觉得正义在自己手中，现在也还有肝火。在江西的时候，有一次他对毛泽覃发脾气，甚至要动手打人，毛泽覃说：“共产党又不是你毛氏宗祠。”
唐德刚认为，胡适论政是“以小常识谈大问题”，他说，胡适对民主政治是只求“形似”而忘其神：“胡先生的政治言论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是相当空泛的，甚至是一些没有经过‘小心求证’的‘大胆假设’！”唐最不满胡适的，是他并没有自己的思想，只满足于对杜威等西方人士的介绍，“胡博士在思想上的成就，应该与马（克思）、杜（威）两博士三分天下，才算好汉！……胡博士不此之图，而却在马、杜两博士之间，搞‘拉一派、打一派’的勾当，那就未免低首下人，自暴自弃了。”
１９６２年，杨振宁与父母在日内瓦见面，当时杨在美国，很少知道中国的实际情形。杨父说新中国使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从前不会做一根针，今天可以制造汽车和飞机，从前常常有水灾旱灾，动辄死去几百万人，今天完全没有了。从前文盲遍野，今天至少城市里面所有小孩都能上学。从前……今天……正说得高兴，杨母打断了他的话说：“你不要专讲这些。我摸黑起来去买豆腐，排队站了三个钟头，还只能买到两块不整齐的，有什么好？”
台湾学术界主流曾对钱穆有“牢可不破的成见”，而杨联升对钱却极为推重，说：“钱先生的中国学术思想史博大精深，并世无人能出其右，”认为钱之《朱子新学案》提纲，“胡适之恐怕是写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