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认识中国政治的近代化进程，民国初年总统权力的确立及其演变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因为对于一个具有浓厚封建专制传统的国家来说，国家权力的转型尤其是行政权力的转型是政治近代化的一个主要标志，总统权力则是这一转型的关键链结。民国初年总统权力，是在1911年随着《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的出现而初步确立的。当时，资产阶级政治领袖们的本意是要建立这样一种总统权力，既赋予它足够权力，使之卓有成效地处理国内外重大事务，又要防止它蜕变为暴政，侵犯人民的自由。三权分立、权力制衡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然而，随着民初政局的急剧变迁，总统权力在中国的发展却饱经风雨，甚至出现了变异。对于这一现象，人们不免要提出疑问：“为何民主制度在中国建立如此之难？”当迈进新的千年，我们重新面临政治现代化的困惑时，深感有必要对这一现象进行深入的探讨。
一、民初总统权力确立前中国社会的政治背景
民国初年的总统权力，是以传统专制权威的覆灭为前提，而旧权威的覆灭则是国内外一系列复杂因素矛盾运作的结果。
首先，经济上的变化是促使专制皇权覆灭的根本原因。随着资本主义的入侵和商品经济的日益发展，传统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由之带来的经济上的多元化，导致社会阶层日益分化。在资产阶级力量兴起的同时，士绅阶层却每况愈下，无法有效地担当起维护传统地方控制的责任，皇权权威所赖以依存的统治基础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其次，对专制思想的批判与离异是促使传统权威覆灭的又一主要因素。晚清朝廷面临内外危机所作出的政体内的变革，既不能挽救亡国、灭种的危机，又不能保障商品经济下人民要求自由、民主的权利。再加上社会秩序混乱，人们对专制皇权的合法性必然产生怀疑。随着西方民主思潮的传入，民权思想已逐步战胜了君权观念，寻求政体外的调适 mdash;革命，已成为中国近代思想界发展的新潮。
另外，中央权力的流散是导致皇权权威覆灭的直接动因。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为权力的内散。晚清时期迫于内外危局在客观上造成的权力下放 mdash;由督抚分权到地方实力派的出现，已成为削弱中央权力，促成皇权集权解体的最主要动力。其二为权力的外流。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侵略者的殖民印迹通过传统官僚政治体系而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极大地影响了中国重大政策的制定和政治改革的进行，由此也就决定了中国任何形式的变革，都不仅仅是新旧因素的较量，同时还有中外因素的参与和制约。这种中外、新旧以及三种力量的混成方式完全改变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架构，封建皇权已失去其原有的完整性与至尊性，成为受帝国主义制约的残缺政权。
晚清朝廷应对危机的失败，决定了旧权威的覆灭已成为必然。面对复杂的社会形势，清朝廷在内政、外交等方面都实行了一系列的变革。然而，这些变革既缺乏长远的考虑，又往往落后于时代的脉搏，结果只能造成新的多元化力量中心对传统体系的碰撞与冲击。而传统政体又无法及时、有效地消除这些裂痕，最终加剧了新兴力量对传统体制的离弃。清朝廷一方面陷于中央权力流散的漩涡，同时对地方大员的削权又造成了汉族权贵的离异。而现代化发展的内在逻辑客观上却要求有一个强大的权威以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并保障资产阶级民主权利。戊戌维新、清末新政的最终结局都表明了传统体制试图重建这一权威努力的失败。旧的权威已无存在的必要和可能。
促使旧权威覆灭的因素，同时又是影响新权威确立及其演变的主要动因。这突出表现在对新权威的建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既要拥有强大的中央集权，挽救民族危亡，实现对社会秩序的重新构建，又要实行相应的分权，实现民主宪政，保障资产阶级的民主权利。集权的要求决定了新权威的建立者必须具有强大的动员、支配社会资源的能力，民主的要求则决定了新权威的维护者只有在民主的合法性基础上才能建立真正的权威。
对于如何建立新权威，资产阶级革命派早有构想。早在1894年，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在建立兴中会时就提出把美国的三权分立作为民主政体的理想形式。在此基础上，孙中山进而提出了“五权宪法”，它是理想的民主共和国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孙中山视为共和国的命脉。孙中山说：“将来中华民国的宪法是要创一种新主义，叫做五权分立”1。在这种新政体下，转型后的行政权力，是建立在三权分立、权力制衡的基础上由总统和内阁掌握的。其根本目的就是以法律作为权威与民主的中介，既以法律确立权威，又以法律保障民主；通过权力分立实现权力监督与权力制约，打破封建专制政体下国家权力一人独揽的格局，伸民权，谋求国家的独立和发展。
然而，新权威的建立面临的困难是巨大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近代中国的任何一个政治派别都无法同时满足新权威的建立所必需的两个条件。资产阶级内部的政治分野，在政体的选择上不能统一、协调，因而形不成强大的凝聚力去维护新生政权。封建军阀尽管势力强大，但其存续的根基决定了它不能直面“民主”这一在中国出现的新生事物，更无力维护国家的统一和主权的完整。这在客观上决定了，新权威的建立尚需时日。
其次，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专制惯性制约，也对新权威的建立施以巨大影响。在缺乏有效权力制约的前提下，新政体下的掌权者也难免会走向专制传统的复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