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是一个神奇的人，在中国现代史中以政治主张多变著称，非常有争议，也有一个从宠儿到叛徒的角色转变过程。
民国时人号称他为民国四大美男子之首，孙中山对他也非常欣赏。孙中山去世时期他作为政治遗嘱的执笔人，早期可谓是国民党内的政治新星与佼佼者。
然而，历史总是在不断变化，正如汪精卫自喻的“精卫”一样渺小，在革命的大潮流中，他一头扎进中国现代政治的大风大浪之中。
汪精卫以其政治生命的成败，选择的谬误，呈现着历史的深度和人性的复杂，令人深思。汪精卫内心世界丰富，有强烈的表现欲和旺盛的权力欲，故而和蒋介石斗争失败后，逐步自暴自弃，失去了理想与道德。
清末时期，他以暗杀“烈士”登上历史舞台，却以民族 “汉奸”结束了政治生命，可以说逐步与权力中心渐行渐远。
也就是说，汪精卫在貌似 “多变”、 “矛盾”的政治选择背后，潜藏着他 “一贯”的个人性格，即在行动中常带着一种近于妄想的偏执与自信，且不乏付诸行动的勇气。性格有缺陷，不专一且志大。
如果说汪精卫坏到透顶，不符合历史事实。说他曲线救国有道理，就对不起千千万万厮杀的将士。他大义有亏，难以翻案。
汪精卫在民族生存最艰难的时刻，没有坚持战斗到底的勇气，反而接受日本人的诱降条件，幻想以媾和赢得一个偏安之局，最终 “被诱而亡”，以致于身败名裂，这一点比不上蒋介石的坚韧。汪精卫大起大落的政治命运与他的人生际遇密不可分，他曾在 《论革命之道德》一文中说：
革命党人的将来只有二途，或为薪，或为釜。薪投于火中，顷刻化为灰烬，是为革命之 “烈德”；釜于烈火中受尽煎熬，是为革命之 “恒德”。薪和釜的用途虽然不同，为了天下苍生之饱食的目标却是一样的。
可以说，汪精卫或许也是比较有家国情怀的。１９４０年３月，南京伪国民政府成立，汪出任所谓伪行政院长、代国府主席，以 “汉奸”的身份终结了政治生涯。
这与早年他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的豪情，无疑是“双照楼头老去身，一生分作两回人”，人格非常撕裂，也非常卑鄙。汪精卫的人生失败，在他的身上，夹杂着中国现代史的全部复杂性，也带有中国人悲怆的民族情感和抗战记忆。当时的报刊《国闻周报》说的好：
时人誉蒋为英雄，汪乃欲以一书生羁勒武人，以口舌笔墨取蒋而代之，汪不自量力度德，宜其败也。
没有军权支持的汪精卫，似乎是一个无头苍蝇，只能在政坛上嗡嗡叫罢了。都是尘埃，精卫填不了海，汪精卫也救不了国。汪精卫在历史进程面前也是非常渺小和卑微的。
原因很简单，为了利益。
汪精卫在清末反清的时候，确实是一个革命者，冒险去刺杀摄政王。
遗憾的是，人是会变的。
民国开始，汪精卫逐步掌握权力，成为政客。
什么是革命者？就是不顾小家，不顾自己，只为了主义做事。
什么是政客？就是一切都可以牺牲，只是为了争夺权力。
到了孙中山去世的时候，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三足鼎立。
而胡汉民因为涉嫌刺杀大佬廖仲恺，一度被迫淡出，国民党成为汪精卫和蒋介石争雄。
相比起来，蒋介石根本不能和汪精卫相比。辛亥革命时，蒋介石还是陈其美的副手，而汪精卫则是大名鼎鼎的刺杀摄政王的革命党领袖，还是南北议和中孙中山的代表。
遗憾的是，中国当时是军阀割据，一切都讲究武力，所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于是，文人汪精卫没有军权，虽然多次反蒋，2次将蒋介石掀翻下野，最终仍然控制不住大局，一败涂地。
到了抗战爆发前，汪精卫除了虚名和空头衔以外，其实并无什么权力。
同时，汪精卫身边助手谋士都是清一色的文人，没有一个军人。这些文人对军事一窍不通，都认为抗战敌我力量悬殊，中国一定会战败。
既然必定要战败，何必死撑呢？不如在失败之前，和日军谈判，损失一些利益换取暂时喘息的机会。
这种判断是可笑的。因为就在汪精卫叛国的1938年，武汉会战结束的时候，毛泽东就写信给蒋介石，认为抗战已经胜利，下面只是苦撑。
可惜，汪精卫没有蒋介石和毛泽东的眼光，他最终还是投靠了日本人。
汪精卫的目的也并非什么救国，只是希望借此获得权力，做一个儿皇帝。
儿皇帝也是皇帝，权力也不会小。
遗憾的是，真正到了狡诈的日本人手中，儿皇帝就变成孙子了。
汪精卫成为彻底的傀儡，一举一动都要听日本人的吩咐。
只是，此时他已经是大汉奸，再想回头就不可能了。
一个无知又利欲熏心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