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祖籍婺源，原籍绍兴，当时都是浙江之地。绍兴是个出师爷和讼棍的地方。汪精卫的父亲汪省斋就是一个师爷。
汪省斋年轻时寒窗苦读，却屡试不第，便绝了仕途的念想。与同乡、邻人们一样，汪省斋操起了师爷的行当。道光末年，汪省斋携同为浙江人的妻子卢氏，出东海南下，一路游历至广东，在三水县衙谋了份差事，一家人便在此安顿下来。
卢氏为汪省斋生了一子三女四个孩子。1871年，卢氏病逝。年近50的汪省斋，续娶了17岁的广东姑娘吴氏为妻。吴氏一口气为汪省斋生了三子三女六个孩子。汪精卫即为吴氏生于三水县衙之中。汪精卫是汪省斋十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诞生于1883年5月4日。在男孩中排行第四，故称「四哥」。按照祖谱，父亲给他取名为汪兆铭。这老生子汪兆铭与老大汪兆镛，整整差了22岁。生母是广东籍，自己又出生于三水，汪兆铭便认定了自己是一个道地的广东人。
汪省斋身为师爷，所俸有限。操持这样一个大家庭谈何容易，吴氏每日起早贪黑，朝夕忙碌。尽管生活困顿，汪省斋对儿子的读书和学习要求严苛。他希望儿子们将来都能及第入仕，出人头地。汪兆铭5岁便入私塾读书，每日放学后，父亲还亲炙他朗读王阳明的《传习录》和背诵陶渊明、陆游的诗。
自汪兆铭13岁时起，家庭生活发生了重大变故。这一年，辛苦操劳的母亲去世。第二年，年迈的父亲也驾鹤西去。失怙的汪兆铭只好前往粤北投奔大哥汪兆镛。
汪兆镛早在1889年便考取了举人，此时正在乐昌为官。「老哥比父」，汪兆镛对小弟的学习依然严苛，他找到当地最有名的老师为汪兆铭讲习文史经世之学，以备将来科举之试。
汪兆铭智力超群，刻苦好学，古文水准大有长进。15岁那年重阳节，他偷闲登临了乐昌西北、相传六世祖小憩过的西石岩，写下了一首工整而清雅的七律：
笑将远响答清吟，叶在欹巾酒在襟。天淡云霞自明媚，林空岩壑更深沉。
茱萸枨触思亲感，碑版勾留考古心。咫尺名山时入梦，偶逢佳节得登临。
汪兆铭明白寄人篱下的道理，他要想方设法减轻兄长的负担。17岁时，他便去私塾教书，以补贴家用。汪兆铭曾自嘲，年纪轻轻便成了「子曰先生」。
1902年，汪兆铭与二哥汪兆鋐赴番禺县试，不但双双考取了秀才，而且同为案首。这足以宽慰汪省斋的在天之灵。
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听闻汪兆铭的文采，聘他为家庭教师，教导自己的几个孩子。相见深谈之后，李准十分欣赏汪兆铭的才华，破例每月给他双倍薪水。
汪兆镛也时来运转。两广总督岑春煊闻得他的文功吏治，招他做了幕僚。一时间，汪兆镛也成了广州城里的一个头面人物。
汪家似乎蹇尽顺来，再显门楣了。
为革命壮士断腕
1904年，两广总督岑春煊奉召在广州招考赴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的公费留学生。录取50名，清政府为每位留学生每月资助30日元。这笔钱可以在日本生活得比较宽裕。汪兆铭兴致勃勃地前去报考，结果如愿入围。和他一同考取的还有胡汉民、朱执信等人。
赴日之前，汪兆铭仅有朴素的反清思想。赴日之后，接触到了卢梭、孟德斯鸠、斯宾塞的政治、民主思想后，汪兆铭有了变法求新的意识。真正给他革命影响的是孙中山。
7月30日，孙中山与各派代表前往黄兴住所拜访，共商联合大计。汪兆铭作为留日学生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联合各派革命力量，成立「同盟会」。会议推举黄兴、陈天华、汪兆铭负责起草同盟会章程。
8月20日，100多名革命党人在东京赤阪区霞关日本众议院议员阪本金弥住宅内召开了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推举孙中山为中国同盟会总理。同盟会下设执行部、评议部、司法部三部，黄兴为执行部长，汪兆铭为评议部长。评议部相当于西方民主国家的立法院。而这一年，汪兆铭仅仅22岁。这足以表明，孙中山对他的欣赏和器重。
革命党人历来以宣传为看家本领之一。同盟会成立之后，立即创办了自己的机关刊物《民报》，以批判康有为、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所宣扬的君主立宪、维新变法理论，主张以暴力革命、武装起义，推翻昏庸清廷，建立民主共和之国。
汪兆铭一展他的犀利文笔，从《民报》创刊号起，连续发表了30多篇文章，揭露满清政府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黑暗统治，宣扬资产阶级的民主、法治思想。汪兆铭的文章，均署名「精卫」，以明心志。传说炎帝的女儿游东海时不幸淹死。死后变为「精卫鸟」，每日衔西山木头、石块以填东海，决心变沧海为桑田，永不贻害人类。后人用「精卫填海」来比喻一个人的毅力和决心。「汪精卫」之名便由此传扬开去，以至替代了他的本名汪兆铭。
汪精卫在《民报》上的革命宣传，令清政府大为不满且忧惧日深。清廷发布通缉令，悬赏捉拿汪精卫归案。按大清律，鼓动推翻政府是杀头之罪，并将诛连九族。
通缉令发布之后，在两广总督岑春煊府上任幕僚的汪兆镛整日吓得提心吊胆。他不仅担忧弟弟的性命，也为自己的前途和全家的命运忧虑。一天，岑春煊借着几分酒意，拉下脸来，向汪兆镛发出通牒，把弟弟交出来，否则对你不客气！
汪精卫在日本得知这一消息后，以「家庭罪人」之名，主动给哥哥写了一封信：「罪人兆铭在日本从事革命之事，已被朝廷发觉，谨自绝于家庭，以免相累……吾为革命流血，志矢不渝，谨请谅鉴。罪人与刘氏曾有婚约，但既与家庭断绝，则此关系亦当随之断绝。请自今日始，解除婚约。」
汪兆镛接信后，马上写了一份「驱逐逆弟永离家门」的状子，递到番禺县衙存档，以撇清与革命党的干系。然后跑到刘家商讨解除婚约之事。刘女名叫刘文贞，知书达礼，长得亭亭玉立，也是殷实人家，门当户对。汪兆镛与刘文贞的哥哥是好朋友，便由两位兄长订下了这门亲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父母不在，兄主其事。这便是法定婚姻，不可更改。汪精卫要退婚，刘文贞却还一往情深。她请哥哥转告汪精卫：「不管他是不是形式上的退婚，我仍愿坚贞守候着他，决不改嫁。」刘文贞果然不食其言，她走出闺房，发愤读书，中学毕业后入医学院求学，成为一名妇产科医生，曾任广东省立医院妇产科主任，医道医德均好，名噪一时，但却终身未嫁，孑守一生。
汪精卫为了革命，与家庭与婚姻决绝了断，在革命党中传为佳话，奉为楷模。
刺杀之举引爆革命
1909年，在南洋奔波了两年多的汪精卫回到了东京。而就在此刻，他的革命思想发生了重大转折，主张以暗杀行动打击政府，唤醒民众，促成革命早日爆发。
汪精卫文质彬彬，儒雅淡定，一向反对以暗杀促革命，怎么会突然冒出这种过激想法呢？
1907年至1908年间，同盟会频繁举行的武装起义，无不以失败而告终，优秀会员如徐锡麟、秋瑾等接连牺牲；孙中山被送出日本后，同盟会群龙无首，相互责难，大有分裂之势。汪精卫看不下眼了，拍案而起，决心以「一死」使清廷震动，国人惊醒。
汪精卫与黄复生、喻培伦、黎仲实、方君瑛、曾醒、陈璧君等7人组织了一个暗杀小组。暗杀小组在香港设立了秘密机关，他们往来于东京和香港之间，筹集钱款，购买炸药，制造炸弹。
胡汉民知道了他们的活动后，立即加以劝阻，并写信告知了远在欧洲的孙中山。但汪精卫孤注一掷，决心已定。他回信对孙中山说，他拼死的决心不能挽回。如果有人阻拦他，他就以陈天华为榜样，蹈海自尽。
暗杀先需要高品质且威力强大的炸药。汪精卫将这个任务交给了喻培伦。喻是四川人，读过工业学校，懂得化学知识，且聪明机智，肯于钻研。喻培伦经过一段时间实验，终于制成了一种威力强大而且便于携带的炸药。这种炸药看上去很像朝鲜生产的一种糖粉，在海关检查时可以鱼龙混珠，蒙混过关。
炸药有了，在哪儿下手又颇费斟酌。汪精卫第一想暗杀的是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和两广总督张鸣岐。尽管李准当年对汪精卫有识才之赏，但革命就是这样水火无情。因同盟会正在广州谋划又一次武装起义，为了不打草惊蛇，只好放弃这个目标。汪精卫又决定刺杀慈禧的外甥、两江总督端方。因端方在两江总督任上，大肆搜捕革命党人，汪精卫对他恨之入骨。恰巧端方奉调直隶，于是汪精卫等人便决定在端方北上时炸死他。汪精卫、黄复生、喻培伦带着炸药赶到汉口，住在革命党人、湖北共进会负责人孙武处，在大智门火车站做好了暗杀准备。谁知端方行动诡秘，突然改变了北上路径，由武汉取水道赴上海，改乘海轮去了天津。汪精卫等人扑了个空，只好将炸药和铁壳等物暂存孙武处，悻悻返回。
几经不顺，汪精卫决定，径直去北京刺杀清廷要员，掀起更大的革命波澜。临行前，汪精卫咬破手指，血书八字赠胡汉民：「我今为薪，兄当为釜。」
「釜薪观」是汪精卫的发明。他曾这样表述他的观点：「革命之事譬如煮饭。煮饭之要具有二：一曰釜，一曰薪。釜之为德，在一恒字。水不能蚀，火不能熔，水火交煎，皆能忍受。此正如我革命党人，百折不挠，再接再厉。薪之为德，在一烈字。炬火熊熊，光焰万丈，顾体质虽毁，借其余热，可以煮饭。此正如我革命党人，一往独前，舍生取义。」汪精卫自忖，北京之行，必死无疑。而且，他正是想以自己的一死，唤起革命党人战斗的信心。他在《告南洋同志书》中说：「弟虽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也。」
1909年秋天，北京暗杀行动正式启动。黄复生先行入京，在东北园租了一处房屋设立机关。随后，喻培伦携带在香港购买的照相器材来到北京，在琉璃厂火神庙夹道胡同设立「守真照相馆」作为掩护。汪精卫北上到达后负责留守。黄复生、喻培伦则前往东京，将炸药装在棉背心里，穿在身上带到北京。
按照汪精卫的计画，本想炸死总理衙门大臣奕匡。但侦察发现，奕匡侍从如云，戒备森严，无从下手。汪精卫又听说皇族载洵、载涛两贝勒从欧洲考察海军回国，便决定在火车站刺杀他们。载洵、载涛回国之日，汪精卫手提一把装满炸药的大铁壶，在前门火车站等了半天，但见火车站上红顶花翎一片，不知哪两个才是袭击的目标，只好作罢。
一不做，二不休。焦急的汪精卫决定谋杀摄政王载沣。载沣是光绪的亲弟弟，溥仪皇帝的生父。其时溥仪只有4岁，朝中大权全在摄政王载沣手上。载沣住的醇亲王府在什刹海北岸，每日上朝必经什刹海东岸的一座小桥──银锭桥。汪精卫决定，就在银锭桥下埋炸药，在载沣路过时引爆炸弹炸死他。
1910年3月31日夜，行动开始前的头一个晚上，4人【编按：暗杀行动由暗杀小组喻培伦、黄复生负责在桥下埋炸弹，汪精卫躲在银锭桥北的一条阴沟中引爆炸弹，另一位女同志陈璧君负责联络协调】把酒话别。根据炸弹的埋设地点，如果行动成功，汪精卫很可能与摄政王载沣同归于尽；如果行动失败，则命运难以预料。今晚之聚，有可能是生死相别。
酒后行动，豪气干云。这一晚月黑风高，寒气袭人，正是天赐良机。喻、黄二人在桥下挖坑之时，惊动了周边居民家的狗，犬吠四起，令人胆战。他二人怕暴露，只好赶紧撤离。第二天晚上，坑挖好了，炸弹埋下了，可临时发现，引爆的电线太短，扯不到汪精卫藏身的阴沟处，只好返回。如此这般到第三天晚上，喻、黄二人正在接电线时，忽然发现有人在桥上偷看。喻培伦、黄复生大惊。喻赶往汪精卫藏身的清虚观通知他暂不前往。黄复生则躲在一棵大树后观察动静。只见早先那个偷看之人提着灯笼来到桥下，边照边看，然后匆匆离去。黄复生情知不妙，冲下桥底，想将大铁罐拿走。无奈铁罐连同炸药实在太重，他搬不上来，只好作罢。不一会儿，眼见着偷看之人引着员警向这边赶来，黄复生便一溜烟地躲开了。
银锭桥下发现炸弹的消息，经北京的报刊披露之后，一时沸沸扬扬，万人注目。汪精卫、黄复生躲在京城茫茫人海当中，自以为平安无事。可他们低估了员警的能力。清廷派要员检测后发现，炸药是国外进来的先进产品，而装炸药的铁罐却是就近制造的土货。于是，员警在京城的铁匠铺中拉网式排查。骡马市的鸿泰永铁铺认出了铁罐出自他们铺子，是守真照相馆的人订制的。4月中旬，黄复生刚刚打开守真照相馆的大门，便被早已守候在此的员警逮捕。接着，汪精卫也锒铛入狱。
汪精卫本无生意，入狱之后，从容镇定，他口占了几首五言绝句，以明心志。其中一首云：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无论是当时还是今日，读起这首诗，总让人有热血沸腾，慷慨悲歌之意。
远在星洲的胡汉民，读到汪精卫的〈被逮口占〉，已是热泪湿襟，他提笔寄情：
挟策当兴汉，持椎复入秦。问谁堪作釜，使子竟为薪。
智勇岂天用，牺牲共几人？此时真决绝，泪早落江滨。
汪精卫在北京巡警总厅侦讯期间，写下了一篇长达四千言的供词，对埋放炸弹一事供认不讳，声称此事全系他一人所为，与他人无涉。汪历数了他之所以进行暗杀的原因，痛斥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他说：「欲达民主之目的，舍与政府死战之外，实无他法。」
按照大清律，谋杀朝廷要员，是要拉到菜市口砍头的。负责审判的肃亲王善耆认为，现在革命党人遍天下。杀几个革命党人不足以扑灭革命，只会激起更多的人铤而走险。朝廷正在进行改革，探索君主立宪，不如轻判以收买人心。最后，善耆判汪精卫、黄复生永远监禁。对于这个判决，汪精卫始终心存感念，以至30年后仍不能忘怀。汪说：「救我命的是肃亲王……我的能免一死，也许有一种政治的作用；但是，我每回忆到这个时候的事，总能想到这位清朝末期的伟大政治家。」
陈璧君为救汪精卫出狱，不惜异想天开。她甚至提出了「挖地道」的办法。正在众人论证这一计画时，他们接到了胡汉民转来的孙中山的指示。孙中山告诉他们，救出汪精卫的唯一办法，就是赶快发动革命，推翻清朝政府。他们听从孙中山的劝告，南下广州投身于革命运动。
辛亥革命的意外爆发，居然是汪精卫的无意为之。
当断不断给蒋介石崛起机会
孙中山逝世后，南北和解【编注：1924年直皖大战，冯玉祥倒戈杀入北京，并邀孙中山赴北共商国是，孙中山北上途中被确诊为肝癌末期，不久后即逝世】就此搁置。段祺瑞入主北京，北洋政府继续统治着长江以北的大片领土。
汪精卫等退踞广州。按照孙中山的生前愿望，国民党决定建立广州国民政府，以集聚力量，适时北伐，夺取全国政权。
谁来担任第一位国民政府主席呢？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各有优势，都是合适人选。但廖仲恺的左派倾向十分明显，国民党右派坚决抵制。胡汉民属右派代表人物，孙中山北上时，曾代理大元帅之职，胜算较大。但胡汉民尖酸刻薄，素好骂人，党内人缘太差。如此一来，汪精卫的优点就越发显露出来。尽管汪也有左派倾向，但他温文尔雅，待人谦和，善于协调，处事圆滑，获得党内普遍认同。1925年6月30日，在国民党中执会上，与会11名委员全票选举汪精卫为第一任国民政府主席。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宣告成立，汪精卫意气风发，履新就职。
国民党右派感到大势已去，心有不甘。8月，国民政府成立刚刚一个多月，他们便安排杀手，在国民党党部门前，刺杀了国民党左派代表人物廖仲恺。调查发现，刺杀名单上还有汪精卫、陈公博等左派人士。主谋者居然是胡汉民的哥哥及堂弟。汪精卫面软心慈，他不想让这场争斗，破坏了国民党的统一。而且，汪精卫与胡汉民，不是一般的手足关系。当年，汪深陷大狱之时，闻听广州黄花岗起义，胡汉民英勇牺牲，含泪赋诗云：「马革平生志，君今幸已酬。却怜二人血，不作一时流。忽忽余生恨，茫茫后死忧。难禁十年事，潮上寸心头。」后知胡汉民之死为讹传，才破涕为笑。对于刺杀廖仲恺事件，汪精卫明确表示，胡汉民对此只负政治责任，然后将胡汉民委以国民政府特使，派往苏联考察。汪精卫的软弱，埋下了国民党党内纷争的第一个隐患。
三个月后的11月23日，戴季陶、林森等一批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召开会议，反对联俄联共，反对汪精卫「左倾」，宣布开除汪精卫党籍半年，以观后效。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西山会议」。
汪精卫的懦弱再一次显现。他没有对分裂国民党的「西山会议」派采取严厉的制裁措施，甚至保留了「西山会议」派骨干分子的党籍，有人更当选为新的中央委员。
汪的当断不断，让蒋介石看在了眼里。蒋介石是一个死硬的反共分子。他反对在军队中设立党代表制度，更抵制苏联军事顾问对他的钳制。1926年3月18日，蒋介石口头命令中山舰由内河开至黄埔，19日，又命中山舰由黄埔返回内河。20日清晨，蒋介石以中山舰意欲炮轰黄埔军校、图谋造反为借口，出兵包围了苏联顾问驻地，逮捕了中山舰舰长、共产党员李之龙。这就是史称「三‧二○事变」或「中山舰事件」。
20日一大早，睡梦中的陈公博被卫兵叫醒，告诉他不远处的苏联顾问别墅被军队包围，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一无所知的陈公博赶紧赶往汪精卫住处。汪精卫头天晚上犯了眩晕病，仍卧病在床，对外界的情况也是毫不知情。消息不断传来，才知蒋介石擅自调动军队，采取了行动。少顷，蒋介石派人送来了他给汪精卫的亲笔信，大意是共产党意图谋乱，所以不得不紧急处置，请求主席原谅。
汪精卫火冒三丈：「我是国府主席，又是军事委员会主席，介石这样举动，事前一点也不通知我，这不是造反吗？」汪精卫起身要去找蒋介石论理，一阵眩晕袭来，他又一头栽在床上。
汪精卫环顾围在床前的军长、参谋长们，问，你们谁去看看，你们的军队能动吗？众人顾左右而言他。不是言电话不通，就是说交通被控，等等，以搪塞汪精卫。
汪精卫明白，他这个主席是干不下去了。3月22日，汪精卫抱病在家里主持了国民党中执委会议后，便称病闭门不出。两天后，他向国民政府提出辞呈，带着陈璧君赴欧洲「养病」去了。
廖仲恺死了，胡汉民、汪精卫出走海外，党内劲敌已不复存在；通过「三‧二○事变」，又驱逐了苏联军事顾问，撤销了军队中的党代表，蒋介石一时在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内的权力如日中天，无人与其争锋。
从抗日转向议和
「一‧二八淞沪抗战」之时，汪精卫还是坚定的主战派。对日本妥协的最初方案，形成于1935年夏天。这一年的夏天，汪精卫的糖尿病和肝病一齐复发，他遵从医生建议，去青岛休息、养病。
早在上一年，心灰意冷的陈公博【编注：民初政治人物，后任汪政权立法院长，抗战胜利后被枪决】多次提出要辞去国民政府实业部长之职。8月初，黄绍竑要乘专机赴青岛汇报对日和平方案，汪精卫打电报让陈公博一同来青。
在青岛，汪精卫与陈公博单独见面后，劈头便问：
「你真打算辞职吗？」
「怎么不是，我真是一天也挨不下去了。」陈公博决然回答。
「唔！你打算什么时候辞职？」
「汪先生什么时候回南京呢？」
「我大约15日回上海，20日南京，听说蒋先生也将回来，他要约我相见。」
「汪先生如果20日回南京，我准备25日上辞呈，希望在9月1日交代。」陈公博急忙说。
两人无话。陈公博兴奋地退出，约上青岛市长沈鸿烈，每日豪饮，一醉方体。第五天中午，陈公博宿醉未醒，仍在床上睡大觉。陈璧君赶到东海饭店，将陈公博硬拉了起来：
「汪先生有事找你，怎么你喝得这样醉？」
「我面上太红了，等今夜再去罢。」陈公博也有点不好意思。
「不行，他有事等着你呢！」
陈公博踉跄赶到八大关韩复榘别墅，见汪精卫一个人在房中发呆。
「你真打算走吗？」汪精卫又一次问陈公博。
「汪先生不是已准我辞职了吗？」陈公博一时很诧异。
「我决定了，我是不走的，我劝你也不要走。」汪精卫一时面色凝重，「也许我在病中，我的说话是带病态的说话。我们要中国复兴，起码也要30年。不止我这年纪看不见，恐怕连你也看不见。我今年已50多岁了，我没有其他报国之道，只有中国再不损失主权和领土，就是我毕生的工作。」
「我可不可以说几句呢？」陈公博问。见汪精卫点了头，陈公博借着酒意，张口道来：「我现在翻历史，承认秦桧是一个好人。因为国家到了危亡关头，终要找出一个讲和的牺牲者。但一个人的牺牲很容易，而时间也飞得太快。我想秦桧当日何尝不想自己暂时牺牲，受人唾骂，等南宋设法中兴，然而秦桧是牺牲了，终于无补南宋之亡。就是清朝的李鸿章，过去的袁世凯和段祺瑞，也都想一面妥洽，一面设法复兴，然而李鸿章死了，中国还是那样不振，至到今日国难更严重。我想今日与其说是卖国，不如说是送国罢，因为卖国，私人还有代价，送国是没有代价的。可是今日送国大有人在，黄膺白优为之，张岳军也优为之，又何必你汪精卫去送国。」
「不过黄膺白他们送国是没有限度的，我汪精卫送国是有限度的。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兼外交部？我什么都不愿干，难道稀罕一个外交部长？就因为别人做外交部，蒋先生不会听话的，我做外交部，他虽也不听话，可是我打一个电报去，他终要考虑一下。这样或者对于国家可以得多少补救，这是我的意思。」汪精卫做了番自我解释。
「不过我对于这种无计画的牺牲，总觉得不值。」
「说到牺牲，都是无计画的，有计划便不能算牺牲，我决意做这牺牲品，我已50多了。」汪精卫深思了一会儿，再一次表示了决心。
「我和汪先生做了十多年朋友，没有听过汪先生这样决心的说话。好，既然汪先生决定要跳水，难道我好站在旁边看吗？我不走就是了。」陈公博终于被汪精卫说服了。
下得楼来，陈公博见陈璧君由海边游泳回来，又发了一通感慨：「汪夫人，我从来没听过汪先生那样决心的说话，十几年来今天还是第一次。」
汪精卫要下决心搞他的「和平运动」，以「曲线救国」了。
企图用和平手段保存中华民国
叛逃之后【编注：决定与日本议和的汪精卫以宣传抗战为由，1938年12月从重庆出逃】的汪精卫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发表通电声明。27日，他派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三人，携带拟好的电文，由河内飞香港。29日，电文刊发在由改组派骨干林柏生控制的《南华日报》上。这一天的代电韵目是「艳」字，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声明便被称为《艳电》。
《艳电》美化日本帝国「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不但尊重中国之主权，且将仿明治维新前例，以允许内地居住、营业之自由之条件，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俾中国能完成其独立」。汪精卫在《艳电》中描绘了和平运动的前景：「吾人依于和平方法，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实为应有之决心与步骤」。《艳电》强调：「中国抗战之目的在求国家之生存独立。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争，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不可再失此良机」。
蒋介石本来对汪精卫的出逃严密封锁消息，对外宣称汪因身体不适，留昆明休养。《艳电》一出，纸已包不住火。1939年元旦，蒋介石主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监察委紧急会议，决定永远开除汪精卫国民党党籍，撤销其一切职务。但蒋介石起初并没有将面对汪精卫的大门彻底关闭。他顾忌汪在国民党内和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没有对汪精卫下达叛国通缉令，而是对汪的行为表示「惋惜」，希望他「幡然悔悟，重返抗战队伍」。为此，蒋介石请党内元老写信劝慰，并派人游说汪精卫。
行政院长孔祥熙先致信河内，力劝汪精卫回心转意。汪覆信说：
弟此行目的，具详艳电，及致中常、国防同人函中，无待赘陈。弟此意乃人人意中所有，而人人口中所不敢出者。弟觉得缄口不言，对党对国，良心上，责任上，皆不能安，故决然言之。前此秘密提议，已不知若干次，今之改为公开提议，欲以公诸同志及国人，而唤起其注意也。
1月中旬，蒋介石派外交部长王宠惠到河内劝汪精卫返回重庆。王宠惠说：「委员长三番五次对人说，汪先生只是赴河内治病，现在回去，仍然名正言顺。」汪精卫回答说：「谢谢重庆方面目前还给我留条退路。我还是不能回去，为什么呢？我这次离开重庆，只是对政局有不同意见，并不夹杂其他任何个人意气在内，这一点请你转告中央，请他们理解。在重庆，我要发表个人意见很不容易，我不离开重庆，这份艳电就不能发出，和平工作就难以开展。我的和平主张能否采纳，权操中央，我丝毫不勉强。如果政府出面主和，改变立场，我可以从旁做些协助工作，或者退出山林不问国事都可以，但如果政府不转变立场，那我只能出面来谈和了。」
时过一月，至2月中旬，蒋介石又派汪精卫过去的心腹谷正鼎，带了汪精卫、陈璧君、曾仲鸣三人的出国护照和一笔巨款，赴河内游说。谷正鼎转达了蒋介石的意见：「汪先生如果要对国事发表主张，写写文章，发发电报，任何时候都很欢迎。如果有病需要到法国等地疗养，可先送50万元，以后随时筹寄。但不要在上海、南京另搞组织，免得被敌人利用，造成严重后果。」
汪精卫闻听此言，感情冲动地对谷正鼎说：「以前我因蒋介石的凶残暴虐自私，我反对他，他用尽各种方式来危害我，中伤我，下流到要绑我及璧君的票。我被他苦迫出国，去来何尝要过他什么护照？」汪精卫要谷正鼎转告蒋介石：「他如把党国搞得好，我便终身不回国亦得，如搞得不好，我去了，还是要回来。」谷正鼎自知游说无望，告辞而去。
谷正鼎刚走，汪精卫就警告陈璧君、曾仲鸣说：「我们今日以后，要小心点，他要消灭我们三个人了。」
汪精卫执意组阁，陈公博实在不好偏寓南疆作壁上观了【编注：此时陈公博以照顾年迈母亲为由避居香港，一方面也希望藉由此举减缓汪精卫投日的步伐】。他给儿子留下一封算是「训词」亦算是「遗嘱」的信，自我标榜「蒋介石的抗战是用武器，我们的抗战是用人格，蒋介石打败了还可以跑，我们打败了只好牺牲性命」 ，「到了这个地步，死生有何足惜」，离港北上，入阁南京政府，做他的立法院长去了。
汪精卫陷入了一个认识误区。他认为，只要能救国，用什么办法都可以。岂不知，中华文明几千年的沉淀是，国家再败亡，人民再苦难，屈辱偷生尚可，汉奸卖国贼万万做不得！一入「汉奸」深似海，千年万年无解脱！
汪精卫混然不觉，或曰全然不顾。南京政府期间，有人给他画了一幅《木兰夜策图》，汪精卫一抒心境，在画上题词曰：「风四号，月半吐，此时揽辔涉长路。风与马，同萧萧，月与人，同踽踽。拼将热血保山河，欲凭赤手回天地。戈可挥，剑可倚。一干一城从此始。虽千万人吾往矣。」
他真是下定了事敌媚外的决心。
身后墓穴被毁，尸骨无存
1944年11月9日，美军对名古屋实施大轰炸。在爆炸的火光和房屋的颤抖中，陈璧君和子女将病重的汪精卫抬入了医院的地下室中。天气寒冷，地下室又无暖气设备，如同冰窖一般。第二天清晨，汪精卫的病情急剧恶化，体温升至摄氏41度，脉搏每分钟128次，呼吸极为困难。虽经日本医生全力抢救，终因回天无术，1944年11月10日下午4点20分，汪精卫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客死日本。
余英时以文人论诗、论政，优雅得可爱。他认为，汪精卫的旧体诗词，在他那一辈人当中，是写得最好的一个。「在我的认识中，汪精卫在本质上应该是一位诗人，不幸这位诗人一开始便走上『烈士』的道路，因而终生陷进了权力的世界。这样一来，他个人的悲剧便注定了。」余英时亲笔为汪精卫的《双照楼诗词集》作序，「决定要把他搬回诗的世界」。
叶嘉莹女士穷几十年之精力从事诗词的研究和教学，自称「对于政治全然是个门外汉」。她认为，汪精卫在他的诗篇中所表现的、在他的生活中所实践的，是终生不得解脱的一种「精卫情结」。最初读汪精卫诗词时，叶嘉莹曾口占绝句一首，多少年后，她一直认为，她初读汪精卫的感觉没有变：「曾将薪釜喻初襟，举世凭谁证此心。未择高原桑枉植，怜他千古作冤禽。」
1944年年末的陈璧君及其子女，却没有这种闲情和雅兴。他们忙着将汪精卫的遗体运回国内，又忙着择地埋葬。陈璧君选中了与中山陵遥遥相对的紫金山南麓梅花山。她知道汪精卫日后难免被人毁棺弃尸，便亲自布置，亲自督建。她命人将5吨碎钢铁掺在混凝土中，浇筑成厚厚的墓壳，封闭了汪精卫的棺木。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还都南京之前，蒋介石命令陆军总司令何应钦设法炸掉汪精卫的坟墓。蒋介石当然不想在他回到南京的时候，这里还有一座「汉奸」的陵寝。炸坟是秘密进行的。军队先封锁了通往中山陵的陆路交通。工兵用时三天，分两步爆破。先炸开外层混凝土墓壳，再炸开内窖。1946年1月21日，汪精卫的棺材被打开，见汪精卫的尸体上覆盖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中华民国国旗，身穿南京政府的文官礼服：黑色长马褂，胸佩绶带，头戴礼帽。尸体用过防腐剂，时过一年又两个月，尚未腐烂。棺内没有任何陪葬品，只在尸体上衣口袋里找到一张三寸长的纸条，上书「魂兮归来」四个字。这是陈璧君在名古屋帝国大学医学院汪精卫去世时手书的。
起出的棺木被装上军用大卡车，运到清凉山焚尸扬灰。工兵营当夜平整好坟地，在坟场上建了一座小凉亭，两边修建了长廊。随后，又种上了花草树木，成为了山中的一处风景点。后世之人，谁也不会想到这里居然埋葬过声名远播的汪精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