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仍有巨大谜团
读+：对戊戌变法的研究很多，你此前也写过这方面著作，为什么再次聚焦戊戌变法？
茅海建：对于戊戌变法，我们也许该追问的是，我们已知的史实有多少是靠得住的，双方当事人对于“改革”的态度有多少交集，那些“改良”的标签有多少是值得推敲的。把史实弄清楚是当务之急。
我们研究历史，是希望找到问题出在哪。历史学最基本的价值，我认为在于找到失败的教训。
对于历史不能简单化，不能史实一抹黑、史观粗暴化。一个民族对历史的自我批判，是它避免重蹈历史覆辙的坚实保证。
读+：为什么想到从张之洞档案入手？
茅海建：我研究戊戌变法多年，上穷碧落下黄泉，可以说四处奔突。现在我重点研究张之洞的档案，就是希望从这个“兼具两面性”的代表人物身上，找到对于复杂历史谜团有所帮助的解答。我在那些档案材料中穿行，经常能够体悟百年前人们的喜怒忧乐，长处短处。
读+：你治戊戌变法史，觉得哪些史实搞清楚了，哪些还有很大疑问？
茅海建：首先，我认为戊戌政变是一个动态而非预谋的过程，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的政治权力关系经历了紧张、对立、决裂，最后发展到慈禧企图废帝。其中若要明确一个具体的时间，仍是八月初六日。
其次，我认为政变初起于七月十九日光绪帝未依当时的政治游戏规则，即未先请示慈禧太后，而是独立地决定罢免礼部六堂官。
我们还注意到，光绪帝召见和提升袁世凯，似未引起后党激烈反应。戊戌政变并不是因为袁世凯告密而引发，但袁世凯告密的消息传到北京，大大加剧了政变的激烈程度。
我这些观点，都是前辈已经作过的结论。我的贡献在于从细部上清晰了戊戌政变的整个过程，做了一些确认、补证和修正。
我要强调的是，慈禧太后为什么在八月初五决定将回颐和园的日期推迟到初十日、为什么初六日亲政，这其中还缺少扎实的证据链，很多专家考证在我看来还站不住脚。对于我来说，这些依然像谜一样缠绕着我的心。这个谜底很可能藏在两位身居要职、知悉内情且有写日记习惯的大臣的日记里，他们一位是张荫桓，一位是王文韶。他们的日记迄今都还没被发现。
张之洞曾以最高礼待梁启超
读+：张之洞与康有为，为什么从交谊竟至决裂？
茅海建：以前的历史观念，在谈到戊戌变法失败原因时，往往把责任归咎在改良上，认为改良太过温和。戊戌变法真相却恰恰相反。政变之所以在变法短短103天后爆发，问题就在于康、梁、谭等人太过激进，甚至是冒进。康有为等人明知光绪权力有限，急忙忙在权力中心安插自己人，排挤异己，刺激慈禧。
戊戌变法是在慈禧太后全程监控下进行的，没有她的支持，新法一天也推行不了。政变发生后，康有为在境外接受记者采访，出示经他篡改的光绪“密诏”，将帝后矛盾公之于众。这种做法陷光绪于危险境地。
不仅仅是极端保守派，很多主张改革的人都对康有为实行了不同程度的抵制。张之洞只是其中一个。
读+：张之洞对康有为和梁启超二人的看法有区别吗？
茅海建：有很大区别。梁启超第一次去武昌拜访张之洞，还只有24岁。那天张恰好娶侄媳妇，贺客盈门。张撇开宾客，专门与梁相见，拉了最亲的亲信陪同，宴至二更，许以优厚职务和年薪。我看了那么多“张之洞档案”，感觉这是他待人的最高优礼。但是梁启超仍以要办《时务报》辞之。张之洞不以为忤，一遇到机会，还提醒别人要对梁优礼有加。
后来张之洞越来越反感康有为的思想，对梁启超遵奉其师的做法不以为然，但仍有意做梁的工作，等待他改变态度。
最重要的思想家，最具远见的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