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和梁启超是近代历史上的著名人物，两者还是师徒关系。1890年春，在同学引荐下，年仅18岁的梁启超拜访了已33岁的康有为。此时他刚中广东乡试第八名举人，少年有为；而康有为虽年龄较大，但科举考试不顺，不过是一名监生而已，在“学历”上低一格。按照当时习惯，梁启超中举在先，应是康有为的“前辈”。
两人见面之后，聊了好几个时辰，梁启超后来追忆，康有为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当头棒喝之后，使他一时不知所措，认为以前所学的不过是应付科举考试的敲门砖而已。经过一番思考之后，他毅然决定拜监生康有为为师。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两人先后逃亡到日本。康有为手捧自称是所谓光绪“诏书”，继续宣传保皇保教主张。起初梁启超像从前一样，惟师命之是从，可渐渐地，随着对西方资产阶级著作的大量阅读，政见发生了显著变化，与从前“若出两人”。
这段时间，梁启超与孙文、陈少白等人来往开始密切，有时甚至在三更半夜还拥被长谈，结果便有了合作组党的计划，“拟推（孙）中山为会长，而梁（启超）副之”。。康有为得知后，非常生气，立即严令其离开日本到美国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宜，并斥责其倡导革命的错误。
由于多年来，梁启超已养成了对康有为的敬意和畏惧，只好表面上答应悔改。
武昌起义爆发后，因对共和与帝制的政见不同，二人之间发生了很大冲突，康有为积极拥护张勋复辟，甚至袁世凯登基，梁启超信世界潮流不可阻挡，不仅反对袁世凯称帝，而且反对任何形式的复辟。
当康有为发表《为国家筹安定策者》，公开主张清帝复辟时，梁启超立即发表《辟复辟论》，将矛头直指康有为，明确指出此文的实质是“党袁论”、“附逆论”、“筹安新派”。张勋复辟一发生，梁启超立即随段祺瑞誓师马厂，参加武力讨伐。他不仅代段祺瑞起草了讨逆宣言，而且以个人名义发表反对通电，斥责其师为“大言不惭之书生，于政局甘苦，毫无所知”。
张勋复辟失败后，康有为将怨气发泄在弟子身上，咒骂其为“梁贼启超”，做诗斥责：“鸱枭食母獍食父，刑天舞戚虎守关。逢蒙弯弓专射羿，坐看日落泪潸潸。”诗中将他比喻为专食父母的枭獍，逢蒙曾向后羿学习过射箭技术，后来却害死后羿。可见对弟子梁启超的愤怒。
相比而言，梁启超还是比较务实的，他是公认的国学大师及优秀学者，中国历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人物，而且是一位能在退出政治舞台后仍在学术研究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少有人物，当年是清华大学最著名的国学导师之一。他与陈寅格、王国维、赵元任被并举为“清华四大国学大师”，与陈寅格、王国维并称为“清华三巨头”。
辛亥革命前，他发明了一种新文体，介乎于古文与白话文之间，使得士子们和普通百姓都乐意接受。同时还是中国第一个在文章中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的人，“经济”，“组织”，“干部”等新词，皆始于梁启超先生。
梁启超一生勤奋，著述宏富，在将近36年政治活动又占去大量时间的情况下，每年平均写作达39万字之多，各种著述达1400多万字。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