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玉如曾经说过，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不知害了多少人。这的确是有感所发的老辣之言。
康有为究竟“害”过多少人，没统计过，但他的两个学生，确是有些被误导了。徐悲鸿，在绘画领域中西贯通，有着非凡的成就，但书法上却没能走出与画作相当的路；萧娴，有天资有努力，本可上追卫管，但终究还是南海门生。
康有为，广东南海人；徐悲鸿，江苏宜兴人；萧娴，贵州贵阳人。三个南方人，经营北碑一辈子，始终无法打破藩篱。
自董其昌提出以北碑南帖为特色的书法地域分野以来，书法的主流始终以南人——帖学为主，时董时赵，直至二王。但到了清代晚期，碑学的兴起颠覆了这个传统。有意思的是，大力倡导北碑的，却是一些不折不扣的南方人，如阮元，江苏仪征人；邓石如，安徽怀宁人；伊秉绶，福建宁化人；张裕钊，湖北鄂州人；何绍基，湖南道县人；包世臣，安徽泾县人；金农，浙江杭州人。
中国不同地域间的文化差异非常明显。书法如此，绘画也是如此。对清代绘画有巨大影响的“四王”，书法上也发挥了帖学的精致。“四王”的家乡都在苏南，当初，要是徐悲鸿在书法上向“四王”靠拢，是否会更加驾轻就熟？以“四王”的精美辅助北碑的粗犷，也许能取得更大的成就。
徐悲鸿如此，萧娴也不例外。身处江南的她，也更加有条件向帖学发展。而且，以一个女性书家，学康有为的放纵不羁书风，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看来康有为也不称职，否则，教导萧娴以赵管为主，兼以北碑增添骨力，那就不仅是有自家面目，开宗立派亦或可能。
碑与帖，原本不可厚此薄彼。碑帖之间，贵在由此及彼、由彼返此，出入之间，动静得宜。这一点，梁启超是聪明的，他作为长期跟随康有为的弟子，在字上却没有沾染康的习气，毫无疑问，这是另一种方式的“谢本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