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十一载在外，虽坐八轩，食方丈，意气豪然;然一念及家中状况，觉居官虽好，不如还乡……吾儿在都，位不过司务，旅进旅退，毫无建树;而一官在身，学业反多荒弃，诚不如暂时回籍之尚得事母持家，且可重温故业，与古人为友，足以长进学识也。”(清･林则徐《训大儿汝舟》)
林则徐给大儿子林汝舟的这封信，写于广州禁烟期间，即公元1839年，清道光十九年。此前刚到广州的时候，他也给林汝舟写了一封信。
林则徐意识到自己在干一件保护民族利益的大事，但可能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件让历史发生质的转变的标志性事件，在前一封信中，他只说“沿途经五十余日，今始安抵羊城。风涛险恶，不可言喻。”
在这个历史转折的重大关头，林大人倒是没有什么豪言壮语，语气平淡得很，只是说“惟静心平气，或默背五经，或返躬思过。”中国古代士大夫临大事时，讲究的就是“静心平气”，自己先不能乱，否则事情就会乱。紧张的时候，他们就温习传统的经典——“五经”，或者自我反省自我批评一番，这样做的目的是求一个心安，而心安的目的就是为民族为国家做大事。如此看来，“静心平气”这四个字，功夫好深。抗日英烈张自忠身为集团军司令，在率孤军前往日军腹地做决死一战时，其目的也很平淡——“追求良心上的平安”。
正因为自己的修身境界如此，所以林则徐对儿子没有什么荣华富贵和建功立业的要求。在他前往广州的前一年，传来一个好消息，大儿子林汝舟考中戊戌科进士，殿试位列第二甲第六名，选庶吉士，散馆授翰林院编修。
然而，林则徐却没有对儿子做官场上的期许，只对他做家庭上亲情上的期许。听说儿子要回福建老家一趟，看望母亲和妻儿，然后又南下广州看望父亲，“十月内将回籍一次，并顺道沿海路来粤一游”，林则徐的感觉是“甚为欣慰”，居然劝儿子干脆辞官回家尽人伦责任，这位父亲说：你在京城当的是小官，一忽儿升，一忽儿降，没什么建树，当这么个翰林，反而耽误读书，还不如暂时回老家照顾母亲，主持家业，而且还可以在安静的环境里温习功课，与书中的古人交朋友，即所谓与古人神交，足可以使学问学识长进。
接着，林爸爸又讲了自己11年以来在外为官的际遇，他说别看你老爸出外办公坐的是八抬大轿(八轩者，八抬大轿也)，用餐的时候单独用餐桌，气势似乎大得很，“意气豪然”，可这些物质上待遇上的高人一等，抵御不了对家乡的思念，对家庭的想念，觉得还不如回家乡平平静静过日子。
林则徐对儿子不做官场上的期许，反而要求其回家享受天伦之乐，做个平静的读书人，其实也是中国古代士大夫一贯的修身要求，他们认为尽人伦的责任，比出外干事业更重要，读书比当官更重要，甚至当官还成了读书的障碍，“一官在身，学业反多荒弃”。
当然，也不是说完全不管世事，林则徐最终的要求是，当官的时候“勿贪利禄”，而在家读书，就要想着如何在外做事，“应时时作用世计”。这大概是士大夫读书人的双向修身要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