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中华历朝皆会以“中土”自诩，同时认为华夏文明远高于“四夷”。这种心理暗示，长时间延续下来，更形成文化中心意识。这些观念的聚合，形成了大一统的天下观和“天下共主”意识，即有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春秋隐公元年，明确提出“大一统”思想，所谓“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在朱明王朝，也是将“万国来朝进贡”视为“一统华夷”，明成祖朱棣声称，“统承天位，天下一家，薄海内外，俱效职贡”。经过清朝的接盘与发挥，在康熙时，称“天下万国为一体”，自命为“天下大一统之主”。就连一瓶不满，半瓶咣当的嘉庆，也敢提出“为天下共主”。
但是，更能体现出清朝与众，基于其要求“俱效职贡”。“天下共主”意识赋予清朝皇帝庙堂中心的地位，是朝贡关系的核心，与近代条约关系观念格格不入，所以也难怪晚清年间会自取其辱。早在春秋时期，盛兴结盟立誓，但内容简单，缺乏近代条约的完整形态和各种要素。“很少有与他国缔结条约的观念”，这是马戛尔尼出使清朝的感受，乾隆从一开始就拒绝签约，因为违背传统习惯，“干犯了自古以来的国法”。在这种意识之下，如果“屈尊去与其缔结平等条约”，会被认为是“贬低他们的人格”。康熙二十八年，清廷应俄国要求缔结条约，其实这也是俄国付出“屈尊容忍”的代价换来的，即“这是俄国甘愿被计入清朝纳贡藩属之列才换得的”。
当然，实际性的朝贡，清朝不在乎，沙俄也断然不会做。可见，“天下共主”不承认各国之间的平等关系，清朝皇帝自视为天下至高无上的君主，不愿意与各国平等相处。这是一种与近代主权原则格格不入的观念，为时代潮流所摒弃。然而，“天下共主”在某种意义上只是一种虚幻的理论和构想，一厢情愿的自封而已，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因为，纳入这一关系范围的国家屈指可数，清朝皇帝并未真正成为天下“共主”。毕竟真正的朝贡国，在明朝的时候有十六个，清朝则走向衰微，仅余七个。如左宗棠谓，“自古帝王不能胥外国而臣之”。又兼各时期王朝实施“不治”主义，并未对朝贡国行使有效的掌控。
最终，如李鸿章所说，“中国自古朝贡之邦不搀与其政，更无保护明文”，“其政交事宜，向来得以自主”。显然，对朝贡国而言，清朝虽处于居高临下的“上国”地位，但并未成为其实质意义上的“共主”，它们之间是一种与其他国家不同的微妙关系。对于清朝来说，这是一种自欺欺人，活在自己的梦幻中，对于朝贡者而言，则是一种愿打愿挨的配合演出，这种演员身份也为他们带来一定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