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宣德皇帝(明宣宗)朱瞻基是明朝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有作为的皇帝之一，明宣宗文治武功，在位期间，开创了“仁宣之治”，延续了明王朝的兴盛，被史学家誉为“守成之君”。不过明宣宗还有一个“蟋蟀皇帝”的称号，或许因为一国之君沉溺斗蟋蟀，与一代明君身份不符，所以正史上的记载非常少。那么，明宣宗真的如野史所说是“蟋蟀皇帝”吗？
有人说“斗蟋之戏，约源于唐，著于宋，而盛于明清”。这种说法的理由有两点。
一、南宋时期，斗蟋蟀已经极为普及。当时斗蟋蟀已不限于京师，也不限于贵族。市民，乃至僧尼也雅好此戏。就连著名和尚济颠僧，也曾为其被誉称为“铁枪”的蟋蟀之死而伤悼，为之安葬，并作悼词、祭文，以为纪念。何况南宋时期，还出现了一位“蟋蟀宰相”，即南宋将亡之际的权相贾似道。故说“著于宋”并非妄言。
二、斗蟋盛于明清也有依据。自南宋贾似道的《促织经》问世以后，明清两代多有关于蟋蟀的专著相继问世。仅据我们所知的，就有明代袁宏道的《畜促织》、刘侗的《促织志》，到了清代更是论著多多。有金文锦的《促织经》、石莲的《蟋蟀秘要》、朱翠庭辑的《蟋蟀谱》、金六(音伊)厂删定的《促织经》和朱从延纂辑、林德垓、庄乐耕重订的《蚟孙鉴》等。可见斗蟋盛况空前，风气浓郁，否则不可能有如此之多的专门论著存世。
明清斗蟋之风已经久不衰，明宣宗有此爱好，也就有了存在的时代背景与环境的可能。当然我们不能仅凭这些就定论朱瞻基就是“蟋蟀皇帝”。不过，史料中对明宣宗是“蟋蟀皇帝”的记载也有不少。
第一，史料有记载。
“促织瞿瞿叫，宣德皇帝要”这个俗语，流传很广，记载颇多，但经查史料，见初载于明人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卷24“技艺”门“斗物”类。此书有载：“我朝宣宗曾密诏苏州知府况钟进千个，一时语云：促织瞿瞿叫，宣德皇帝要，此语至今犹存。”
明代王世贞《王弇州史料》中收录了明宣宗给况钟的这道密诏，全文如下：宣德九年七月，敕苏州知府况钟：“比者内官安儿吉祥采取促织。今所进促织数少，又多有细小不堪的。以敕他每于末进运，自要一千个。敕至，而可协同他干办，不要误了!故敕。”一道短短的密诏，竟连用了三个“敕”字，疾呼“不要误了!”可见明宣宗痴迷蟋蟀到了何等地步!
吕毖在《明朝小史》曾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宣宗酷好斗蟋蟀，就向江南索取上品，动辄每只数十金。当时枫桥一个粮长被郡督派遣去寻找，终于寻到一只“最良者”，他马上用自己所乘的骏马交换了过来。回到家后，他非常小心的把这个命根子放在了蟋蟀罐里。其妻听说这只蟋蟀是用一匹骏马换来，非常好奇，心想它肯定很奇异，便打开盖子想偷看蟋蟀尊容。没想到，这只“神奇”的蟋蟀一下子从罐中跳将出来，还未等追上，便被院子里的鸡给啄死了。他的妻子一看惹了大祸，非常恐惧，便上吊自杀了。粮长回来发现妻子已自尽，悲伤不已之余，更害怕因蟋蟀之死而受到法律制裁，于是也一根绳子随着自己的妻子而去。这无疑是个极端的悲剧，为一只进贡的蟋蟀，闹的家败人亡。
蒲松龄《聊斋志异·促织》一书也有说到，“宣德间，宫中尚促织之戏，岁征民间。”
第二，考古有证实。
明人李贤在《天顺日录》中有明确记载，宣德死后，他母亲张太后当场下令，把他所有玩儿的东西全砸了。1993年，景德镇出土了一窝青花残片，把这些残片复原后，俨然就是宣德时期的蟋蟀罐，一共21件，且一看就是故意砸的。这说明宣德年间，景德官窑确实在为皇宫烧制青花蟋蟀罐。既然，蟋蟀罐的成堆出土，证明野史记载的有关明宣宗的好斗蟋记载并非仅是传说，所述的一切皆为真实。
第三，后人对此有描写。
也许正是因为粮长家发生的事，给了清代文学家蒲松龄以启发，他将这一悲剧写成一短篇小说，名字就叫《促织》。内容说的是明宣德年间，里胥奉上司之命向一穷困潦倒的读书人成名索要蟋蟀，成名到处捕捉不得。就在他惶惶不可终日，“忧闷欲死”之时，终于得到一头佳品，谁知刚刚到手，却被顽皮的儿子捏死了。儿子惧怕父亲责骂，投井自尽。虽被救起，却长眠不醒，其魂魄已化作一只轻捷善斗的蟋蟀。其父得之，献给皇帝，得了重赏。这段生生死死的故事，入木三分地揭示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堪称一篇“蟋蟀佳作”。后人将此故事改编为电影上映，直题其名日“蟋蟀皇帝”，真乃画龙点睛，一语破的。
所以说，明宣宗朱瞻基是“蟋蟀皇帝”并不是空穴来风，身为一国之君，竟然沉沦斗蟋蟀，着实与明君的身份不符，也难怪民间会称明宣宗为“蟋蟀皇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