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年，乱世纷烟，群雄逐鹿，各地起义军揭竿而起，而李自成率先攻入京城，并自立为王。然而好景不长，李自成被灭，清军入关。那么，李自成最终失败的原因在哪？李自成失败是对政权无规划吗？
在 李自成看来，既要彻底打败明朝统治者，又要战胜关外和四川与他争夺天下的满族及张献忠强大的军事力量，由他一个人统一关内，君临天下，几乎是不可能的。这 一思想动向，我们从李自成进京后的一系列言行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他既没有派重兵去山海关外防御满兵，也没有派强大的武装继续讨伐明军。
他把在北京获得的大量金银财宝，用车队川流不息地运回西安去，而不是用于强化农民军，以坚守北京城。他匆匆忙忙地在满汉地主阶级联军压境之际，举行登上皇帝宝座的仪式，然后却立即率兵撤出北京。这些近于奇特的行动，奥秘究竟何在？
李自成的一席话，可谓泄露了天机:“陕，吾之故乡也。富贵必归故乡，即十燕未足易一西安!”显然，他根本不打算牢固地立 足北京，而是一心回到他的故乡陕西去，在这里裂土称王。这就表明，李自成向崇祯帝提出的和议条款中“西北一带，敕命封王”，是完全符合其思想实际的，至于 “愿为朝廷内遏群贼”这—条，也不难理解。
如果大顺政权不在满汉地主阶级的联合绞杀下迅速失败，不管李自成是当了封建大一统的君主，还是当了西北王，从刘邦到朱元璋蜕化的历史教训，难道还不足以表明，李自成肯定要掉转枪口，向农民军开刀吗?
李自成
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在挥师北京，兵临城下之际，曾经特派使者杜勋与崇祯皇帝朱由检谈判，企图订立和议。解放后，史学界在研究明末农民战争的著述中，均不提此事。是认为有关历史记载失实，不屑置一词，还是“为尊者讳”，惟恐道及便有所谓朝农民革命领袖脸上抹黑之嫌？不得而知。李文治先生解放前在研究明末农民战争史的专著中，却曾经论及，文曰:
十八日。或谓降自成的太监杜勋入城会见崇祯帝，盛称自成兵马强劲，愿归明为朝廷内遏群寇外御强清，但应许以不奉诏不朝觐。帝不能决，杜勋复缒城而去。或云守陵太监申芝秀在昌平降于自成，缒入京城见帝，请帝逊位，崇祯把他叱走。
一望而知，作者对此事的真实性不能断定，遂用“或谓”“或云”的笔法，予以叙述，旨在存疑。那么，李自成与崇祯帝之间，究竟有未通过太监杜勋，举行谈判，试图订立某种城下之盟呢？此事所关非小，应予认真探索。
必须指出，明清之际及尔后的某些史家，囿于正统主义，十分同情崇祯帝，遇大关节处，每予偏袒，以致对此事的记载，抵牾甚多，捉襟见肘。
吴伟业载谓:十八日……贼攻彰义门甚急。监视宣大太监杜勋者先降贼，射书城上呼曰: “我杜勋也。”勋素贵，中官性服属其同类。见勋独身来，不发矢，相向加劳苦。
勋曰: “宣大二十万人皆降，汝等守何益？我入城有所讲，将见上面陈之。”亟缒以入，与诸璫耳语者良久。语不闻。守者前固已解体，既见耳目非是，似若持两端者，遂 投兵喧呼欲下，不可止。贼乘之，外城遽陷。上闻变，登万寿山……
这里矛盾重重。首先，吴伟业把杜勋入城，纯粹写成是个人行动，显然是说不通的。试想，杜勋作为昔日崇祯帝的心腹太监、宣大二十万明兵的监军，如果没有获得李自成的特许，肩负重大使命，他这个非同小可的降官，岂敢擅自射书城上，高声通名?
从这不难看出，李自成也并非庸碌莽夫，而是善于心计的。试想一下，一个懂得在攻入京城前，考虑如何去拉拢杜勋，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人。他真的会是一个只知道起义的武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