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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明代的幛同

[关键词]幛词 文体体制 文化表征 赠序文 启文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9)07-0153-06

社会盛行一种独特的交际礼仪，即在士大夫或绅富之家举行一些庆祝活动如寿辰、生子、升迁或受朝廷嘉奖时，亲朋好友要赠送贺幛以示祝贺。精致的贺幛往往要配上一篇语言华美的幛词，内容是对主人的德行功业进行颂扬。因此，幛词成为明代士大夫常用的一种交际应酬文体。
现存幛词作品很多，大部分幛词散见于明代别集，如李东阳的《怀麓堂集》、杨慎的《升庵集》、张凤翼的《句注山房集》，明末清初钱谦益的《牧斋初学集》、张廷玉的《也足山房尤癯稿》等均有幛词作品传世。 《全明词》和《全明词补编》是当今}亡集幛词最完备的词集，仅《全明词补编》就收集了64位作者的160首幛词。
幛词，又作“帐词”、“障词”或“账词”。董康在《嘉业堂藏书志》中说：“障词亦诗余，前有序以颂尊官，盖明时习。”清王之绩《铁立文起》说：“幛词全尚四六，多用之于庆贺，亦启类也。”幛词是用于祝颂的文体，这一点没有争议。但是，董康认为幛词为“诗余”即词体，而王之绩却认为幛词是四六文，类似于启文。那么幛词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文体，其文体形态、文体特征如何?作为社交应酬的幛词在明代文化和文学史上具有一种什么样的地位，又具有怎样的存在价值呢?

一、幛词的文体体制

明代幛词的文体体制比较固定。其文体结构分为两部分，前为四六文，以叙事、议论为主，后作词一首，主于抒情。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亦文亦词的文体形式。兹以杨慎撰写的《贺薛曲泉抚台旌奖帐词》为例，全文如下：
寇恂再借，敷青阳百合之春；黄霸重临，沾灵河九里之润。政首支郡，绩最中台；民瘴下苏，誉命上逮。恭惟某官政赐也达，守夷之清，治所临而有声，课每上而辄最，处烦不扰，在剧能劓，劳以身先，风行草偃，雷在天上，云行雨施。消周雅之蕴虫，斥岑瑜之泥鹤。七戒三斋既祷，千仓万宝可期。况才识疏通，兼政事练达，佐郡而誉望洽，署泸而废坠兴。上上之考特旌，元元之论允协。慎也卜兹榆社，实庇棠阴。徐孺子下榻于陈蕃，既辉蓬荜；陆敬舆倾盖于姜辅，实仰饼慷。居邦事大夫之贤，猥从凫趋之后。原田听舆人之颂，敢为燕贺之先。青阳有脚，喜五马重临，江阳城郭。南定云开，西岷波静，帘卷风清幕。旱魃化为甘雨，露祷不须泥鹤。兆万宝，咏千箱，四野丰年如约。 斟酌，曾见说，老手剧郡，利器无盘错。犬吠花村，鱼游春水，桴鼓长闲却。伫闻考绩薇垣，复报荐名荷橐。计晨夕，莺迁燕贺，金明紫渥。右调喜迁莺。
这是杨慎为祝贺薛曲泉因政绩突出受到旌奖而作的幛词。第一部分为四六文，以铺叙的手法对薛曲泉治理郡县的政绩进行了高度赞美。第二部分是用“喜迁莺”词牌填写的词，是对薛曲泉受朝庭旌奖一事的抒情化描写。
现存的明代幛词都是这种先用四六文铺叙，再用词来抒情的“亦文亦词”的文体结构模式。在这种文体结构中，四六文部分是幛词的序，简短的词体部分才是幛词的正文。由于幛词的序文篇幅通常远远长于正文，有喧宾夺主之势，因此，幛词虽名为“词”，却常归入“文”类。如李东阳《怀麓堂集》将幛词归人“文稿”类，并删除了词体部分。王立道、桢、郑晓、钱谦益等人或将幛词归入“杂著”类，或归人“序”、“启”和“书”类。贺复征《文章辨体汇选》列有“幛词”体，选文两篇。黄宗羲编辑《明文海》“诸体文乙”，收录了一篇《大司马昆田邢公账词》，并将词体部分删除。王之绩《铁立文起》“四六类”下分启、幛词、上梁文、乐语诸体，并认为“幛词全尚四六”。
不过，也有些文人注重幛词的“词”体部分，将一些好的词作，单独摘录出来，收入词集。如《先生集》“外编续刻”卷八“词”，收有《谒金门》一阙，题后注日“吴县旗幛词”。明代孟思《孟龙川集》卷七“幛词”，其篇名只云“词”，无“幛”字，如《贺魏安峰赴召词》、《送杨四泉明府赴召词》等，同时本卷中又收录有“词”六篇。可见孟思对幛词文体归属的理解，同样侧重于“词”而非四六文。
当今学术界对幛词这一文体形式的认同，也主要体现在其“词”作部分。《全明词凡例》说：“为保存资料和了解词作之原委，小序正文一并收录。长篇前言，多为颂扬之词，故未收之。其所谓“长篇前言”包括幛词的序。 《全明词补编》更明确地体现了这一观点，其“凡例”九日：“本编于帐词类，删去长篇序文，只录词作，但词题中‘帐词’、‘词’之类名称仍予保留，以明词作之本来属性；若词题中本无‘帐词’之类名称，则加案语说明。”二书收录了大量的明代幛词，但都删去了长篇序文。因为幛词序文的内容多是歌功颂德的阿谀之辞，思想格调不高。相对长篇序而言，他们认为幛词的词体部分更具有文学价值，更值得流传后世。
但是，从文体特性而言，幛词的序和正文是一个不可割裂的整体。如果删除幛词的序文，那么幛词与普通的词体没有任何区别，幛词的文体特性、文化意蕴也被抹杀。《全明词》在收录幛词时，将序文和词题中的“幛词”二字予以删除，如吴承恩的《贺裴永斋掌膺奖障词》，《全明词》辑为《满江红-贺裴永斋掌教膺奖》，这使读者对该词作的文化背景和写作目的不甚了解，必然会影响读者对词意的理解。而《全明词补编》意识到这个问题，虽然在集中删除了幛词的序文，但为“以明词作之本来属性”，保留了“幛词”的名称。即使原词没有以“幛词”命名，《全明词补编》仍然作按语说明此词本为幛词。《全明词补编》的这种做法，充分说明幛词不同于一般词作的特性，删除其序文即泯灭了幛词的本来属性，故在《全明词》的基础上有所改进。
幛词序虽然以颂扬为主，但有叙事功能，只有结合序才能更好地理解整篇幛词。幛词正文是作者情感的升华，如果没有词体正文，那幛词则无异于一般的四六文，同样无法反映幛词独特的文体特征。而且，幛词作为一种常用的颂贺文体，具有固定的写作程序，大致如下：“伏以……恭惟某官(执事、阁下)……词日……右调(词牌名)”。这种程式化的行文格式，更使幛词的四六序和词体部分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并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独具特色的文体形式。

二、幛词的历史定位

幛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很低。事实上，词学研究者对明词的整体水平就很不满意，对明词的评价都

是贬抑否定之言。陈廷焯《白雨斋词话》甚至说：“词兴于唐，盛于宋，衰于元，亡于明”，“明代无一工词者”。吴梅对明词衰败的原因进行了讨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花鸟托其精神，赠答不出台阁。庚寅揽揆，或献以谀词。俳优登场，亦宠以华藻。连章累篇，不外酬应。”认为明词交际应酬的功能导致了它的衰败。张仲谋是对明词持肯定态度的一位学者，他撰写的《明词史》认为“明词自有其不可轻忽的价值”。然而他在论及瞿佑词时，对瞿佑《乐府遗音》收录很多交际应酬的词作深表不满。他说此类应酬之作“从本质上来说不是艺术品，没有必要让它们流传下来。”张氏认为这些“没有必要”流传下来的词作中，便包括了瞿佑的幛词。
幛词正是此类为世俗应酬、歌功颂德服务的文体形式。大多数作品内容空洞，思想庸俗。尤其是为权贵所作的幛词，更是满纸阿谀奉承之辞。明沈德符《野获编》记载：“江陵封公名文明者，七十诞辰。弁州、太函俱有幛词，谀语太过，不无陈咸之憾。弁州刻其文集中，行世六七年而江陵败，遂削去此文，然已家传户颂矣。太函垂殁，自刻全集，在江陵身后十年，却全载此文，亦不窜易一字，稍存雅道云。”据此条史料记载，明代权相的父亲七十大寿时，王世贞、汪道昆等人俱有幛词进贺。然幛词太过于阿谀，在当时已为世人所讥。王世贞在张居正失势后，将此篇幛词从文集中删除。除了政治因素之外，他自己也很不满意此篇幛词的格调低下。
幛词为喜庆场合而写，其所宣扬的情感色彩也必然是喜庆的。再加上纯粹是应酬文体，幛词的思想内容往往难出新意。故邹祗谟叹道：“帐词率无佳作，岂欢愉之言难好耶?”而且幛词讲究对偶，注重文章的形式化。千篇一律，更难有精彩之作。清代查慎行有诗云：“为言屏幛词，排偶难破俗。人间好官爵，祗用填满幅。不敢滥乞言，所以省干渎。”对幛词讲究排偶、注重形式化的写作风格，流露出一种无奈的感叹。正因为幛词思想内容与文体形式的局限性，很多文人对这种应酬文体并不重视。他们在刻录自己的文集时，对幛词进行慎重筛选，往往只选择很少的几篇幛词。因此，现存大部分明人文集中收录的幛词只有寥寥几篇，甚至只有一篇。这与幛词的实际创作情况大不相符。
然而，若从文体学与文化学这两个角度来审视幛词，那么我们对幛词的文学史、文化史价值要进行重新定位。幛词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词，其亦文亦词的文体性质，既是对前代文体的继承，又具有文体革新的意义。幛词这种独特的文体形态，对作者提出了更高的技能要求，即既要擅长于四六骈文，又要工于填词，同时还要有渊博的知识储备。由于幛词要写在锦幛之上，悬挂起来供众人瞻望与评判，幛词做得越好，主人就越觉得光彩体面，因此，受邀写作幛词者皆为当时当地文采出众之人。一篇好的幛词，要求文字华美、用典贴切、形式规整、表情达意恰到好处。因此，幛词虽然为应酬而作，但也具有文学审美价值。
例如吴承恩就是当时写作幛词的好手。吴进《吴射阳遗集跋》说：“先生英敏博洽……凡一时碑版、金石、祝嘏、赠送文辞，俱出其手。”旧c一，李维桢《吴射阳先生集选叙》也说其“至于扭织四六若苏端明，小令新声若《花间》、《草堂》，调宫徵而理经纬，可讽可歌，是偏至之长技也。”吴承恩博洽的知识，四六骈文与词俱佳的写作能力，使其幛词在当时颇受欢迎。《射阳先生存稿》收录了吴承恩所作的39篇幛词，绝大部分是代人所作。吴承恩的幛词虽为应酬之作，但有些作品确实流露了作者对朋友的真情实感。如《大中丞白溪张公归田障词》，与其他用于喜庆场合的幛词不同，这篇幛词是为张景华罢官归田而作。嘉靖时期，张景华出任淮安总督漕运，与吴承恩有过交情。据明代过庭训的《本朝分省人物考张景华》记载，张景华在总督漕运时，“严氏柄权，荐绅贿赂辐凑其门；景华一无所馈，严以双缣遗之，报如其物，严氏大恨。”可见，张景华为官清正、不畏强权，张氏的罢官应与得罪严嵩有关。吴承恩的这篇幛词即是代表当地“郡学师儒”等人撰写的赠别之作。该文对仗精工，语言铿锵有力，用典圆熟自然。虽是罢官归隐之作，却毫无悲戚凄凉之意，而是以一种积极豁达的态度对待之。四六序文对张景华政绩的颂扬也符合实际，并非阿谀奉承之辞。 “醉乡可卧，独甘江上之醒；巧宦相银湖网被金融照妖镜曝光妍，无改山中之拙”形象地体现了张景华归隐能恬然自适，出仕能保持纯朴本性的品质。而在《沁园春》词中“大泽深山锁栋梁，明朝有鹤书来到，莫闭山庄”句，更是表达了作者希望当权者能重新起用张景华的美好愿望。张景华“归家居十余年，足迹不人城府。卒后不数岁，子孙贫困，至鬻居宅”，可见张景华确实是位清廉刚正之士，实在不愧于此篇幛词对他的讴歌。
再如屠隆的《贺新郎锦幛词赠陈伯符奉诏归娶》一词，能被沈辰垣的《历代诗余》和邹祗谟的《倚声初集》两部词集收录，也可见其具有高度的文学艺术性。另外，幛词还具有保存历史史实及教化民众的作用。如明代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三记录了一篇《湖广镇巡等官迎贺武宗大驾亲征江西凯旋幛词》，在该篇幛词之前，李诩自云“是时余邑裕轩夏公从寿为参议，此其代笔者，存以见当年时事云尔。”李诩保存此篇幛词的目的，正是因为该幛词记载了明武宗亲征江西的史实，具有史料价值。而且，好的幛词还可以端正风化。清孔尚任就认为：“一篇寿幛词抵一部女孝经，置之座右，可以端风化之原。”

三、幛词的文化表征

作为明代重要的交际应酬文体，幛词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俗、社交礼仪、社会心理等文化现象。同样是作为交往干谒的工具，相对其他词体而言，幛词具有非常独特的文化属性。
首先，幛词必须写在贺幛之上，而贺幛的制作非常精工华丽，本身就具有浓郁的文化内涵。由于幛词用于喜庆场合，所用布帛多是丝绸锦缎，颜色是喜庆的红色或金色，故时人雅称幛词为“绮幛词”、“翠幛词”、“锦幛词”或“彩幛词”。如明代屠隆有《赠陈伯符奉诏归娶锦账词》，清张澍《胡昼堂秀才招饮赏芙蓉》诗亦云：“红云万朵垂瑶盏，是索先生绮幛词。”金红相间的贺幛最为雍容华贵，而贺幛上题写的内容又是对主人德行功业的颂扬与讴歌，且要悬挂起来，供嘉宾瞻仰品评。因此，明代富贵之家在举行重要的礼仪活动时，收到贺幛是一件十分体面光彩的事。有些富贵之家甚至不惜重金购买幛词，将其作为至宝收藏于家中。据近代诗文家、淮安人士段朝端《楚台见闻录》记载，清代朴学大师阎若璩的五世祖阎双溪“凡举典礼，必购高文巨笔以重其事，如吴郡沈石田山水，文衡山草书，山阳吴射阳锦幛词，多藏于家。”双溪将吴承恩的幛词与著名画家沈周的山水画、文征明的草书并列收藏，可见幛词在当时人的观念里，除了实用性外，还具有高度的艺术价值。
当今研究礼仪文化的学者对幛词的物质载体和使用情况也有叙述。钟敬文说，旧时“如果是绅富之家，举办大生日，亲友中有多数人合资备办丰富的礼物，搜集采录寿者生平事实为序，……裂为八幅或十二幅。……寿帐都是绸质的。”顾希佳在谈到“传统交际礼仪”时。也说“幛是用布帛做成，裁制成一定规格，上面写礼仪文字。最初的是寿幛、挽幛；也可以用来祝贺其他的喜事，竖写、直挂。

……旧时大户人家讲究体面，常常在重要的礼仪活动之前，就托人操办匾幛楹联，届时敲锣打鼓送去，当场悬挂张贴，成为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礼仪形式一直延续到当今，成为中国传统的交际礼仪。
明清以后贺幛上的颂词发生了很大变化。贺幛上的颂词简单了很多，常用的幛词多是只有一个字或几个字的吉祥用语。如今，一些乡村还十分流行这种交际礼仪。曾经流行于明代贵族士大夫阶层的幛词逐渐失去其文体特性，演化成了中国民俗文化的一部分。
其次，幛词已成为明代社会风俗、人情世故的重要体现。清代西周生的小说《醒世姻缘传》对明代士人使用幛词的心理动因有相当生动细致的刻画。第六回《小珍哥在寓私奴晁大舍赴京纳粟》对幛词的使用进行了如此描述：
晁知县起身之日，倒是那几家乡宦举人送赆送行，倒也还成了礼数。那华亭两学秀才，四乡百姓，恨晁大尹如蛇蝎一般，恨不得去了打个醋坛的光景。那两学也并不见举甚么幛词，百姓们也不见说有“脱靴遗爱”的旧规。那些乡绅们说道：“这个晁父母不说自己在士民上刻毒，不知的只说华亭风俗不厚。我们大家做个幛词，教我们各家的子弟为首，写了通学的名字，央教官领了送去；再备个彩亭，寻双靴，也叫我们众家佃户庄客，假妆了百姓，与他脱脱靴。”
这条资料虽然没有对幛词的具体形态进行描述，但对幛词的使用场合却交代得很清楚。在晁知县升官赴任之际，华亭的秀才“不见举甚么幛词”来送别，乡绅们觉得脸面上过不去，怕别人误会“华亭风俗不厚”，因此明知道晁知县为官毒如蛇蝎，还是赶快补做了幛词送去。再如该书第四十回也提到：“一日，恰好有个府学的门斗拿了教官的红票下到明水，因本府太守升了河南兵道，要合学做幛词举贺。”可知，在迎送的喜庆场合需要高举幛词，已成为明代必不可少的风俗了。
这种风俗对当时社会浸淫之深，甚至连皇帝也未能免俗。据杨廷和《杨文忠三录》记载：正德十二年，明武宗朱厚照北上狩猎将归，“传谕五府及团营三大营各为旗帐奉迎”，遭到大学士杨廷和的竭力反对。在此过程中，钱宁、廖鹏、张龙等人屡次传旨要挟杨廷和，可见明武宗非常希望有幛词来迎接其凯旋归朝。但是杨廷和认为“赠送旗帐，在官僚亲旧则可。恐非人臣事上之礼。当更议之。”况且“人君之尊如天然，凡人家岁时祝天，惟瓣香耳，酒果皆无所用也。天不可以酒果供，人君可以旗帐贺耶?必欲为旗帐，当作何辞?威武大将军何等名号耶?或云帐辞但如《诗经》中语亦可。予日：我不能为也，我太祖创业垂统，以‘奉天承运皇帝’六字传之圣子神孙，未闻有此等号也。今日谁其改之。”对明武宗的要求进行了义正辞严的驳斥。虽然明武宗暂时放弃了使用幛词的仪式，但据李诩《戒庵老人漫笔》记录的《湖广镇巡等官迎贺武宗大驾亲征江西凯旋幛词》，明武宗最终还是满足了使用幛词的心愿。
总之，幛词的文化表征综合体现在幛词歌功颂德的内容和雍容华贵的物质载体。其在明代社会的流行，是社交礼仪、人情世故的体现，也折射出了当时官僚贵族阶层普遍存在的虚荣、浮夸和好大喜功的社会心理。

四、幛词与其他文体之比较

在明清文人的文体观念中，幛词类似于启文，如王之绩认为幛词“亦启类也”。另外在一些文人的诗文集中，将幛词与启文编排在一起，如明代亢思谦《慎修堂集》卷十四将幛词与表文、启文并为一卷，清代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七十九也同时收录“启、幛词、书”。甚至有作者将幛词又同时命名为“启”，如《唐伯虎先生集》“外编续刻”卷十“启”收录了一篇《送廖通府幛词启》。那么，幛词与启文有何异同呢?
从语体而言，幛词和启文都是用于庄重场合的文体，文辞要求典雅醇正，而“世俗施于尊者，多用俪语以为恭”。因此，幛词与启文都重视以四六体行文。但是二者的文体形态不同。幛词“亦文亦词”的文体结构，是其区别于启文的最大特征。另外，幛词与启文各自有固定的行文格式。启文文首必称“某启”，并以“某谨启”结束全文。从文体功能来看，启的用途非常广泛。四库馆臣日：“至宋，而岁时通侯、仕宦、迁除、吉凶、庆吊，无一事不用启，无一人不用启，其启必以四六。”可见启文不仅用于喜庆之事，也可用于吊丧、患难等令人悲戚的场合。而且启的运用日趋世俗化与平民化，民间求婚、议亲、送定等事情，都可以用启，如有《与迈求亲启》、《答求亲启》等启文，王十朋也有《代人送定启》等。启文这种雅俗通用的特点一直沿袭到明清两代。而幛词只用于寿诞、升迁、生子等喜庆场合，仅相当于贺启，并且只有权富之家才有可能得到幛词。
作为交际应酬的文体，幛词与赠序文的文体本质最为接近，都是“君子赠人以言”的表现形式。赠序文是临别之际，亲朋故旧赠送的文辞。赠序文的运用场合和赠送对象较广，只要是亲朋故旧，不分贵贱穷达，均可以文相赠。如《送孟东野序》一文，因远役江南，心中郁积，韩愈写作此文对朋友的遭遇表示同情和宽慰。再如《送徐无党南归序》，是给门生徐东阳写的临别赠言。幛词的使用场合与对象要窄得多。作为临别赠言的形式，幛词除用于升迁等喜庆之事外，也可用于归田、致仕等情况下的送别场合，但都是用于富贵或尊长者。
另外又有为庆祝寿辰而写的寿序，与幛词同时兴盛于明代。寿序的内容是叙述寿者的生平事迹，同样以颂扬德行为主旨。清代吴曾祺说：“此体元时偶一见，至明中叶以后，乃盛行于时，惟所语多谀词浮泛，故体稍卑。至能者为之，独能纬以议论，亦时有足称者。”如归有光有《周弦斋寿序》、《戴素庵七十寿序》等文。作为祝寿的礼物，寿序与寿幛词有异曲同工之妙。总的来说，赠序类文体和幛词的文体功能大同小异，但二者的文体特色却大异其趣。赠序类文体以散体行文，叙事之中杂以议论，文体风格较之幛词要灵活自由，有利于作者表现真实的思想情感，因此历代以来名篇佳作不断。而幛词以骈文为主，文体风格显得庄重典雅，然千篇一律，风格趋于呆板厚滞。文章内容以歌颂功德为重，若谀词太过，则益见文格卑弱。
总之，明代幛词是一种具有独特的文体形态及行文结构的文体。作为明代士大夫常用的一种用于交际应酬的文体，幛词在当时社会具有重要地位。然而，即使在明代，由于幛词歌功颂德的庸俗内容，千篇一律的创作方式，使当时人就对幛词这一文体的价值产生了怀疑。如果超越历史的局限性，从文体创新、文化内涵等角度来考察幛词，辨证地看待历史上曾经盛行一时的这种文学与文化现象，那么我们会发现，幛词也有其研究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