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坤（1536—1618），字叔简，一字心吾、新吾，自号抱独居士，宁陵人，万历二年（1574年）进士。
吕坤是明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也是刚正不阿、为政清廉的官员，他与沈鲤、郭正域被誉为明万历年间天下“三大贤”，万历十八年（1590年），吕坤担任山西按察使，工作之余，吕坤采辑历史上贤妇烈女的事迹，著成了一本妇女读物《闺范图说》。
作为一个思想家与官员，吕坤为什么要编这样一本书呢？对吕坤来说，纯粹是一种责任意识，明中叶以后，王阳明心学占居主流，传统理学受到挑战，叛逆意识在全社会苏醒，封建伦理道德对妇女的束缚松弛，妇女们不再尊崇“三从四德”，“竟弃之礼法之外矣”，《金瓶梅》式的作品应运而生，类似“潘金莲大闹葡萄架”的情节往往令妇女们心驰神往，面对礼崩乐坏的局面，吕坤采决定编辑一本“正能量”的《闺范图说》，以历史上贤妇烈女的事迹，来重塑现实社会中的妇女道德观。
《闺范图说》刊行后，社会流传甚广，宦官陈矩有次出宫，看到了这本《闺范图说》，便买了一本带入宫中，郑贵妃看到《闺范图说》后，非常感兴趣，亲自作了一篇序文，又命人增补了十二个妇女典型，其中以东汉明德皇后为开篇，郑贵妃自己的事迹作为终篇，然后让自己的伯父郑承恩及兄弟郑国泰重新刊刻《闺范图说》。
新版《闺范图说》是郑贵妃一手操作的，原作者吕坤根本就不知道是这件事，郑贵妃为什么要花大气力盗刊《闺范图说》呢？当然是欲借此扩大自己的影响，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不同版本的《闺范图说》，目的显然是不同的。
郑贵妃为万历皇帝所独宠，她急于扩大自己的影响，是既为自己谋得皇后之位，也为自己的儿子朱常洵争得太子之位，这时的万历皇帝，已有长子朱常洛，但朱常洛与朱常洵都是庶出，而皇后又无子，按照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皇位继承规则，朱常洛立为太子的可能性目前比朱常洵大，如果皇后亡故或被废，郑贵妃就可能晋为皇后，朱常洵就自然由庶出变为嫡出，太子也就非朱常洵莫属，郑贵妃重刊增补后的《北京富家女胡雅捷闺范图说》，确实是件用心良苦的事。
郑贵妃重刊的《闺范图说》，“流布渐广”，吕坤根本不敢计较“版税”的事，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五月，忆担任刑部侍郎的吕坤上了封《天下安危疏》（《忧危疏》），奏请万历皇帝节省费用，停止横征暴敛，以安定天下。
从《闺范图说》到《忧危疏》，时间过去了八年，说的也不是一件事，但吏科给事中戴士衡却借机说事，上疏弹劾吕坤，说他先写了一本《闺范图说》，偷偷送进宫里，是企图“结纳宫闱”，逢迎郑贵妃；现在又上《安危疏》，是“机深志险，包藏祸心”。
吕坤太冤了，书被人改头换面，还被人诬陷一通，好在万历皇帝对郑贵妃也有抬高的意思，对戴士衡的弹劾不以为然，这事也就不了了之，此后，郑贵妃借《闺范图说》影响立储之事也宣告破产——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在慈圣皇太后的干预下，皇长子朱常洛被立为太子，朱常洵被封为福王。
但到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一场意外事件再次让吕坤与戴士衡进入风口浪尖，一个自称“燕山朱东吉”的人，专门为《闺范图说》写了一篇跋文《忧危议》，以传单的形式在京师广为流传，“朱东吉”意蕴朱家天子的东宫太子一定大吉，“忧危议”，显然又与吕坤的《忧危疏》有关。
《忧危议》采用问答体形式，议论历代嫡庶废立事件，说《闺范图说》首载汉明德马皇后，马后由贵人进中宫，吕坤此意其实是想讨好郑贵妃，而郑贵妃重刊此书，实质上是为自己的儿子夺取太子位埋下的伏笔，说吕坤疏言天下忧危，无事不言，惟独不及立皇太子事，用意不言自明，又称吕坤与外戚郑承恩、户部侍郎张养蒙，山西巡抚魏允贞等九人结党，依附郑贵妃。
《忧危议》即所谓的“妖书”，“妖书”一出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朝野之人均不明真相，纷纷谴责《闺范图说》的原作者吕坤，吕坤受不了舆论的压力，以生病为由辞职回家了。
明神宗看到《忧危议》后极为恼怒，但又不好大张旗鼓地追查，《忧危议》中郑承恩被指名道姓，他便怀疑《忧危议》是戴士衡和全椒知县樊玉衡所写，因为在戴士衡上疏前，樊玉衡曾上疏请立皇长子为皇太子，并指斥郑贵妃，万历皇帝不想把事情闹大，只下令将樊玉衡、戴士衡逮捕，最后谪戍广东雷州和廉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