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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瑾的“好榜样”――权势威震朝野的宦官王振

刘瑾本是普通人家的孩子，姓谈，生于兴平（今陕西兴平县），自幼净身，做了镇守太监刘顺的义子，因此改姓刘。明英宗天顺（14571464）初年刘瑾入宫。虽然后人找不到记述这位小太监生活的史料，但我们可以猜想，那时的他是多么卑微、多么战战兢兢。不过，低眉垂眼的刘瑾有一个好榜样，即英宗正统年间（14361449）权势威震朝野的宦官王振。刘瑾对王振很仰慕，从做派到手段，刘瑾都深受王振的影响。

王振是宦官擅权的第一位太监。《明史》说，明朝宦官干政“始

于王振，卒于魏忠贤”。关于王振的出身，史籍所载不尽一致。查继佐《罪惟录》认为王振为净身教官：“王振，大同人，始由儒士为教官，九年无功，当谪戍。诏有子者许净身入内，振遂自宫以进，授宫人书，宫人呼‘王先生’。宣德中，使侍太子讲读，太子雅敬惮之。”正统十年（1445 年）英宗给王振的一道敕谕则说：“尔振性资忠厚，度量宏深。昔在皇曾祖时，特以内臣选拔，侍我皇祖，深见眷爱。教以诗书，玉成令器。委用既隆，勤诚益至。”按敕文所言，王振永乐时已入宫，并先后侍奉仁宗、英宗于东宫。《明史》曰宦官“少选入内书堂”，这从英宗敕文倒是可以看出这一点。

宣德十年（1435 年），明宣宗去世，九岁的太子成为皇帝，即明英宗。英宗即皇帝位后，王振便青云直上，被提拔为司礼监太监。

司礼监是明代宦官二十四衙门中权势地位最高者，明代历朝擅政的宦官均为司礼监太监，位之高、权之重几同宰相。司礼监的主要任务有三项：

替皇帝管理各种章奏、文件，传达谕旨；总管有关宦官事务；兼顾其他重要官职，如东厂提督等。自此，明王朝开始上演宦官干政的老剧目。

王振先摘掉了所立的限制太监干政的那块铁牌，然后结党营私，排斥异己，贪赃受贿。总之，历史上那些政客宦官所做的事，王太监一点不丢的都做了。《明史》载：“振权日益积重，公侯勋戚呼曰翁父。”

王振擅权七年，没人敢说什么，直到做了最轰轰烈烈的一件事，才被部众的铁锤砸得脑浆崩裂。那件事就是怂恿明英宗征讨瓦剌，致使英宗被俘，明朝五十万精锐部队全部被歼，从征的一百多名文臣武将几乎全部死于战场。可以说，历史上的土木之变，与王振的关系极大。

猜想起来，刘瑾对王振崇拜的原因有下面几条：一是出身基本相同，都不是高门大户，虽进了宫，身份却很低贱，任人驱使。二是有掌控朝廷的可能。天下是皇帝的，朝廷是皇帝的，只要和皇帝搞好关系，一切皆有可能。假如天下的事众人说了算，刘瑾就不会在内心树立王振这个

榜样了。三是一旦干政成功，朝臣就会一边倒。权力这东西，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

机会说来就来，弘治五年（1492 年）三月，刘瑾成为皇太子的侍臣，他抓住了这次机会，处处小心谨慎，想方设法取得太子的欢心。弘治十八年（1505 年）五月，明孝宗去世，太子朱厚照即位，是为明武宗。朱厚照继承皇位时才十四岁，玩性十足，无心去处理政事，于是让掌管司礼监的刘瑾代替自己“批红”。

“批红”是个什么东西？直白说就是用红笔在大臣的奏章上作出批示。明朝官员呈给皇帝的奏章，先要经过内阁“票拟”，就是在奏章上附上一票签，阁臣把拟好的初步处理意见写在上面，然后交给皇帝裁决，皇帝或看一下内容或只看“票拟”刘桤威，红笔一挥，在上面作出批示，如“知道了”等等。一般来说，“批红”这件事是皇权的体现形式，别人代替不得，因为这是决断军国大事的最后一笔，关系朱家王朝的生死存亡。

刘瑾这个司礼监太监不仅了解武宗，也很得王振精髓。为使自己增加处理朝政的机会，刘瑾除挖空心思引诱武宗游玩，而且专门在武宗玩得高兴之时，递上奏章请武宗批示。这时的武宗往往不耐烦地说：“总拿这些奏章来烦我，要你干什么用？”如此一来，刘瑾就成了实际上的皇帝。

刘瑾结党营私，培植自己的势力，好像比他的前辈王振更容易。他不仅把内阁、六部的执掌者全部换上自己的亲信，并且让心腹宦官担任镇守等要职。仅借大同御敌之事，刘瑾一次就“迁擢官校一千五百六十余人，又传旨授锦衣官数百员”。当时的京城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一个坐皇帝，一个立皇帝；一个朱皇帝，一个刘皇帝。”

正德五年（1510 年）秋八月，刘瑾因为“谋反”大罪下狱。他的罪状有十好几条，但武宗还是想把刘瑾送到凤阳谪居。在明武宗看来，自己待刘瑾不薄，直到看了刘瑾平时使用的扇子里，藏有两把锋利的匕首，才感到事情很严重，始大怒曰：“奴果反。”传旨锦衣卫迅速查办，刘瑾最后被处以磔刑。《明史》曰：“狱具，诏磔于市，枭其首，榜狱词处决图示天下。”

武宗驾崩之后，嘉靖皇帝对宦官很警惕，明代嘉靖一朝，宦官擅权问题确实比以前小许多。然而，“半个男人”干政的问题小了，那个完整的男人严嵩专权问题却大了。宦官干政、权臣售奸，粗看有异，其实两者都出于共同的原因——专制的皇权。只要专制的皇权存在，只要坚守专制主义的皇帝制度依旧，宦官擅权问题便难以真正解决，权奸就会有存在的土壤。刘瑾之后，魏忠贤依然会出现，并且其手段一如刘瑾，然而他作恶的时间更长、危害更大。天启皇帝死后，皇帝除掉了魏忠贤，但后来他对宦官的信任，不亚于其兄、其祖。

通常，人们一方面咒骂擅权的宦官，一方面强调君主要自律，公平而言这两者都有作用，但不能估价太高。用为君之道提醒君主，就如门上的一把简易锁，有用，但作用有限。直白说，对明君圣主是有用的，对暴君、昏君、庸君则是无用的。然而无论君主如何，臣民都无选择的权力，因此借鉴也好，严惩也罢，作用只会显于一时，是一种必然趋势。除掉一个刘瑾容易，遏制所有的“刘瑾”，就不能只靠皇权，更不能只靠政治操作技巧，而要靠民主制度。

制约君主大臣就会亡国吗？朱家就会失去天下吗？肯定不会。倒是由着性子胡折腾，可以亡国破家。这恐怕是惯于吃喝玩乐的明武宗们没有想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