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达治军严明，不仅要求部下听从号令指挥，“令出不二”，而且严禁他们骚扰百姓，“有违令扰民，必戮以徇”（《明太祖实录》卷171）。他还注意优待俘虏，以分化瓦解敌人。凡是俘获敌军将士和间谍密探，他都“结以恩义，俾为己用”（《明史》卷125,《徐达传》）。所以他带兵出征，特别是在率军北伐过程中，经常出现“大军勘定者犹少，先声归命者更多”（《明史纪事本末》卷8,《北伐中原》）的局面。作为一名杰出的将领，徐达不仅具有优异的军事才能，而且具有许多优秀的品德。他严于律己，能与士卒同甘共苦。在元末群雄并争之时，许多人一旦为将握兵，即“多取子女玉帛，非礼纵横”（吴宽：《平吴录》），过起穷奢极欲的生活。但徐达不贪女色，不图货利，攻占平江及大都之后，“封姑苏之府库，置胡宫之美人财货无所取，妇女无所爱”（《献征录》卷5,黄金：《魏国公徐公达》）。徐达平时在南京家住一所低湿狭小的房子，朱元璋几次想给他换一所较好的房子，他都推辞了，说：“天下未定，上方宵衣旰食，臣敢以家为计？”（《明太祖实录》卷171）出征之时，遇到军粮不足，士卒吃不饱饭，他不饮不食，不进营帐休息。士卒生病负伤，他前去探视慰问，给予医药治疗。“士无不感恩效死，以故所向克捷”（《明史》卷125,《徐达传》）。
徐达“以智勇之资，负柱石之任”，为明王朝的开创立下了盖世之功。明朝建立后，被朱元璋授为太傅、中书右丞相，后封魏国公，并以其长女为燕王妃，次女为代王妃，三女为安王妃。尽管劳苦功高、地位显赫，但徐达依然谦虚处世，从叶开赶牛不居功自傲。每次“功成而还，拜上印绶，待命于家，略无几微矜伐之色”（《明太祖实录》卷171）。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徐达能摆脱乡土观念的羁绊，不和同乡拉帮结派，没有卷进淮西集团的是非之争。淮西集团的骨干胡惟庸见徐达功劳大，威信高，“欲结好于达”，他根本不加理睬。胡惟庸又“赂达阍者福寿使图达”，福寿向徐达告发，徐达便不时提醒朱元璋：胡惟庸这种人不适合当丞相。后来，胡惟庸因谋反被杀，朱元璋想起徐达的话，“益重达”（《明史》卷125,《徐达传》）。尽管徐达对朱元璋忠心耿耿，恭慎有加，但仍然未能免除朱元璋对他的怀疑和猜忌。给事中陈汶辉在一个奏疏中曾提到“刘基、徐达之见猜”，说：“视萧何、韩信，其危疑相去几何哉？”（《明史》卷139,《李仕鲁传》）朱元璋在为徐达撰写的神道碑中，也承认自己曾因所谓“太阴数犯上将”的星象而“恶之”（《献征录》卷5,御制《徐公达神道碑》）。但是不管朱元璋如何猜忌，徐达毕竟在政治上忠诚不二，经济上不贪不占，生活上十分检点，没有任何把柄可抓，从而避免了“走狗烹”的厄运。流传极广的所谓朱元璋赐蒸鹅而害死徐达的说法，正如赵翼所说的是“传闻无稽之谈”，“其时功臣多不保全，如达、基之令终已属仅事”（《廿二史札记》卷31,《明史立传多存大体》），徐达和刘基是洪武朝少数得以获终天年的大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