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相作为帝王之辅佐，由来久远，基本上可以说，中国自有帝王始，就有辅佐朝政，处理实际事物，掌握次高权力的宰相这一可称“天下第二人”的职务。到明初，明太祖朱元璋终于废除了宰相制，这不是一时的冲动，是在他建国为帝后，为了巩固帝权，经过多年的思虑和谋划，才决定的。最初，他对设立宰相辅佐国政的制度，也是一如前代，并无疑虑。早在他还是称为吴国的时候，便已经设立起了丞相的职位了。从吴至明，宰相都称为丞相，共有左、右二员。那时位居左丞相的是李善长，位居右丞相的是徐达，丞相任所称中书省。明代曾出任职丞相的只有李善长、徐达、汪广洋、胡惟庸四人，时间只从洪武元年到洪武十三年，在胡唯庸以谋反罪被诛以后，中书省也随之而被撤消，此后巫相的官位和职所也就化为乌有了。首先要说的应是李善长。李是在朱元璋还是郭子兴的部将之时便与他在军中共事的旧人和朋友，他们原是相交极厚，彼此非常相得。李善长其人，史称“少读书，有智计，习法家言，策事多中”。是朱元璋倚为萧何、张良式的人物，从指挥作战和组织供应，他都兼管。建国之初，一切有关政、经等项的法规和制度，礼节和仪制，也都是由李亲自加以制定，或者由其牵头的。所以，在最初封公的六人中居于最先的地位(其他五人是徐达、常遇春的儿子常茂、李文忠、冯胜和邓愈)。
然而，建国之后，朱李开始逐步相离了。李善长“外宽和而内岐刻”，任相时他敢于任事，当机立断的惯例并未有所收敛。而对于在已经身处皇位，成为开国之君而又疑心极重的朱元璋看来，这样的做法，却是太过目中无人。次数一多起来，更觉忍无可忍。他对李的不满，便是由此开始，只不过隐忍不发而已。到洪武四年，机会恰好到来。恰好李善长患病在家，自觉多日未能前往中书省治事，心有未安，便上疏恳请致仕（退休）。他这样做一则是略示未能任事心有末安；二则也是籍此以为据试，看看皇帝对他究竟如何看待，这是历代大臣所惯用的一招。然而出乎他的意外的是，朱元璋得奏之后，并没有如他想的那样下旨慰留，而是顺其所谓，立即钦批准其致仕。当然，朱元璋心里还是有一些歉意的，所以对李善长的家人也特加恩礼，到洪武九年更将自己幼女临安公主下嫁李善长的长子李棋为妻。当时徐达北伐，中书省无人，朱元璋就提拔了追随多年的旧人汪广洋。汪为人谨慎小心，廉明持重，与李的专断截然不同，可以令朱元璋放心。但汪却没有丞相之才，办事乏力，事事请示，又令他日渐失望。所以李善长将胡惟庸荐入了中书省，汪则例升左相。胡惟庸很早便以精明干练受知于李善长，曾多次受到其推荐和提拔。
他们之间的情谊日见深厚，后来更成了亲戚，胡惟庸的女儿嫁给了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的儿子李佑。胡精明强干，又得李的指点和旧部配合，使汪更加相形见绌，终被朱元璋以“无所建白”贬去了广东。朱元璋对胡惟庸虽基本满意，但并不放心，始终暗地里察访着胡的言行。而胡在挤走汪之后，也不由无所顾忌，趾高气扬起来了。这并未瞒住朱元璋。于是洪武十年又将汪广洋再次调回中书省，以钳制胡惟庸。不过史上最强弟子兼一sf这一着失败了，汪本庸才，重任后更是小心翼翼，不敢得罪胡唯庸，反使胡更加恣纵起来了。后来重臣刘基（伯温）暴卒，出现了一些不利胡唯庸的说法，朱元璋本想借此利用汪广洋整倒胡惟庸，而汪却缩头缩脑，顾左右而言他。朱元璋一怒之下将其再次贬谪，后余怒未息，又下诏书，遣专使前往宣诏，汪被赐死于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