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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广洋第二次出任右相和朱元璋对淮右集团中坚骨干的最后忍耐

皇帝在想汪广洋，身为广东参政的汪广洋也在想皇帝，他不仅在想皇帝，而且还在琢磨皇帝将他逐出南京城的根本原因。汪广洋是这么想的：过去自己之所以能入值中书省，还不是因为皇帝圣明，再说皇帝是神圣的，绝对不容置疑。自己之所以最后被贬黜出中书省，主要是胡惟庸来了的那半年处处表露出他比我汪广洋强，硬是把我给挤出中书省。可恨的胡惟庸！不，最关键的还有他“后台老板”李善长，他才是真正的主谋。汪广洋从南京城一路出来，主意就逐渐拿定，擒贼先擒王，我要出气就要从胡惟庸的后台李善长身上入手。所以说尽管汪广洋人在广东，却心一直在南京。通过关系，他收集整理到了不少李善长干下的不法阴事，随即开始第二步行动，与曾经一起同事过的御史大夫陈宁联合起来奏疏，参劾李善长，罗列了许多新水浒q传yy熊卡李善长的不法罪行，安了一个“十恶”重罪中的“大不敬”的罪名，将疏本上呈给了皇帝朱元璋。

朱元璋对中书省人事的重新安排

朱元璋接到疏本后十分高兴，但并没有按照“大不敬”的罪名去治罪李善长，他有自己的想法：本来么，汪广洋就与胡惟庸、李善长不同路的，如今这疏本不就明白地说明了一切。对了，应该将汪广洋调回朝廷，给胡惟庸、李善长多设一道障碍，也给本皇帝多添置一个耳目，免得他们淮右集团骨干分子老串通一起。主意打定，洪武七年（1374）三月，皇帝朱元璋下令“召广东参政汪广洋入为左御史大夫”。

而后朱元璋又对中书省的正副宰相的人事安排作了精心的设计：将左御史大夫汪广洋再次调入中书省，考虑到他的能力相对有限但还算忠心，于是又一次委任他为右宰相，用他来监视胡惟庸；而对胡惟庸的办事能力，皇帝朱元璋也不得不信服，他要依靠他来办事，虽说这3年是胡惟庸独相了的3年，但也是他的职位原地踏步的3年，现在如果不给他升格，还要把曾经被贬黜的汪广洋调回来，与他平起平坐做右宰相，无论怎么说都是欠妥的。于是朱元璋最终想到：将胡惟庸升格为左宰相，以此来宽慰他；同时又将谨小慎微的汪广洋调回中书省，官复原职，作为皇帝的耳目。如意算盘打好，洪武十年（1377）八月，朱元璋下令，“命中书右丞相胡惟庸为左丞相，御史台左御史大夫汪广洋为右丞相，右御史大夫陈宁为左御史大夫，中书右丞丁玉为右御史大夫”。

汪广洋第二次出任右相和朱元璋对淮右集团中坚骨干的最后忍耐

可这回朱皇帝的如意算盘又打错了。汪广洋调回中书省后更加谨小慎微，在广东时的锐气早就随着他从南国北上南京的一路颠簸而化为乌有。汪广洋之所以如此，原因恐怕有四：

第一，他本来就是一个谨小慎微的人，当年被贬黜出南京城时满腔愤怒，将所有的恨都集中在胡惟庸和李善长身上，所以后来才会壮大了胆、铆足了劲向皇帝朱元璋上疏，状告胡、李的不法行为。而如今已经官复原职，总算上天给了个公道了，中国有句古话说得好：得饶人处且饶人！穷追猛打、不依不饶是不合“君子之道”的！

第二，在汪广洋看来，想当初自己和陈宁都是省部级领导干部，还不是一般的七品御史，联手起来参劾李善长，可最终都没把他怎么的，或者说丝毫影响也没有，可见李善长的根基有多深！淮右集团势力有多强大！如果再去参劾他（们），似乎也太不明智了，或者说自不量力啊！

第三，汪广洋过去在中书省与胡惟庸共过事，虽说受过胡的抑制、排挤，但对他的干练办事能力还是蛮佩服的。胡惟庸点子多，汪广洋自感不是他的对手，现在调回来了两人还得要继续共事，还是息事宁人为上。

第四，在汪广洋的心里，他这次调回南京全赖皇帝的圣眷。不过，当今圣上对胡惟庸也不错，让他独相了这么多年，现在又将他升职为左宰相，这说明胡惟庸等淮右集团骨干分子还是很得皇帝的认可，甚至是信任的，而胡的后台老板李善长受到那么大的指控，居然还能纹丝不动，识时务者为俊杰，还是知趣点吧！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认知，所以汪广洋在第二次回中书省任右宰相时，对胡惟庸、李善长等人敬而远之，也就是说，既不走近他们，也不给他们找麻烦，虚与委蛇，“和平共处”。但他的内心却是极其痛苦，史书说：“广洋颇耽酒，与惟庸同相，浮沉守位而已。帝数诫谕之。”

而对于胡惟庸来说，皇帝朱元璋为什么要把汪广洋调回来，他是心知明肚的，开始时当然不怎么愉快，但在最终宣布人事安排时，皇帝给他升了格——左宰相，这在他的眼里，皇帝还是挺“在乎”自己的。想到这些，胡惟庸心里就宽慰了许多；至于对汪广洋重回中书省，他压根儿就没多大在意，自己过去曾作为新手在中书省与汪广洋同为右宰相时，尚且没把他放在眼里，如今自己地位又要明显高于他，那就更不会正视这位老当右宰相的老同事了。由此，胡惟庸更加放肆，汪广洋愈发怯弱，皇帝朱元璋的所有算计全都落空。

由汪广洋的日益畏缩、胡惟庸的愈发放肆，回想起李善长的独断，此时皇帝朱元璋心目中对宰相制存在的合理性产生了严重的质疑。他正酝酿撤销中书省、废除宰相制的具体步骤。因为宰相制在中国历史上至少已经存在了1500多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要使它不存在就首先得证明它的不好。朱元璋忍耐着，寻找机会为废除丞相制铺垫——经常斥责相臣，数落他们的不是。而所有这些都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重视与注意。尤其是作为新任的中书省第一把手的“小牛犊”胡惟庸，还真以为皇帝朱元璋非常看重他的能力与才干，所以他愈加趾高气扬，忘乎所以，最后到了不知天高地厚和任意胡为的地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