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七年十月进，弘光元年闰六月罢 任职时间：1644――1645年 任期：9个月
马士英
马士英(约1591～1646)中国明代末年著名能臣。贵州贵阳人。别字瑶草。
被冤枉著名反东林人物，但实际上是和东林复社渊源很深的，倾向东林的中立派人士，“方东林势盛，罗天下清流,士有落然自异者，诟谇随之矣！攻东林者，幸其近己也，而援以为重，于是中立者类不免蒙小人之玷”。
万历四十四年，与怀宁阮大铖同中会试。又三年，士英授南京户部主事。天启时，迁郎中，历知严州、河南、大同三府。崇祯三年，迁山西阳和道副使。五年，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宣府。到官甫一月，檄取公帑数千金，馈遗朝贵，为镇守太监王坤所发，坐遣戍。然而此乃官场惯例，且馈遗朝贵的对象也是朝中地位高的东林人士，故而当时颇有东林复社集团之人上书称此为阉党构陷。
寻流寓南京。时大铖名挂逆案，失职久废，以避流贼至，与士英相结甚欢。
当时阮大铖的诗词“流传演唱，与东嘉、中朗、汉卿、白、马并行”，又得“识者推重，谓……实得词家正宗嫡派”，阮家戏班更是冠绝当时，号称金陵第一；兼且其门庭若市，“南中当事多与游，……呜驺坐舆，偃蹇如故；士大夫缱绻，争寄腹心”，可见相结甚欢的并非马士英一人而已。
然而不久复社和东林党人图谋以奸臣周延儒再相，秘密筹集政治资金。大铖企图与东林消除敌对，就献金万两佐之。后周大拜，入内阁，为首辅，欲报答。因东林同人反对而作罢。大铖推士英以自代。士英遂再起。
马士英曾言：“若辈讲声气耶？虽然，孰予若？予吊张天如（张溥），走千里一月，为经纪其后事也，人谁问死天如也？”就颇有江湖豪气，他说你们不是讲同气连声吗，你们谁能和我比？我为张溥经营后事，一月奔波千里，那会又有谁和我一样，去这么吊问一个死张溥？尽管张溥是东林巨子、复社创始人，当时东林诸人大多却都急着和周延儒讨论官位分赃，最后一个关系隔了一层的人为他操办后事。
马士英与张溥的关系：原因是阮大铖与张溥交情颇好，崇祯时动用了自己与冯铨的关系，和张溥一起为周延儒复起而奔走，周延儒复出后，阮大铖要求他举荐自己，但周延儒迫于和东林――复社一脉有君子协议，不敢起用“逆案”中人，于是和阮大铖协商，最后阮提出起用好友马士英，于是马士英才被起用。马士英被起用时，尚在戍籍，也就是说他还是个带罪流放者，当时茫然不知这任命是怎么回事，至事后才知此乃阮大铖所为，故对阮感激涕零。而他与张溥的关系就此而起，也因此在张溥死后，为了替其经营后事而一月奔波千里，其为人脾性中的豪杰信义，在此事上可略见一斑。
他对隔了一层的张溥尚且如此尽心，对一手造就了他今日富贵的阮大铖之举荐恩义，当然无论怎么都必定要报的，所以南明时才会努力使阮大铖复出。
有人言：“士英一庸才，不过大铖之傀儡耳！以为执政，犹沐猴而冠也”，此极谬也。
马士英遍历封疆，对实务颇有才干。明末掌军务者中，马士英的能力大约介于孙承宗与袁崇焕之间。虽然不是什么奇才，但在明末士大夫们普遍无能的情况下，还是相当优异的。
事实上，正是因为马士英的合格尽职，所以江南一直是未受农民起义军威胁过的世外桃源。，然而也正是这种世外桃源气氛，助长了东林党人的傲慢、愚蠢和低能。最后因为这种傲慢、愚蠢和低能，南明几乎是根本没有有效的做任何抵抗满清的动员迎战工作，而被一战歼灭。
明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李自成进北京，明毅宗朱由检自缢。南京诸臣仓卒议立新君。马士英内结宦官韩赞周、勋臣刘孔昭，外约总兵黄得功、刘良佐、高杰、刘泽清等，拥立福王朱由崧于南京，成立了第一个南明政权，即安宗朝廷或弘光朝。大抵为各党之救国联合政府、统一战线。但以马士英、阮大铖等操实权。马士英任东阁大学士兼都察院右都御史，仍督凤阳等处军务。
议立新君问题
在嘉靖朝的“大礼议”和万历朝的“争国本”事件中，东林朝士们孜孜以争的就是血统亲疏和长嫡，所谓的伦序纲常，按照他们的那套理论，福王朱由崧是当然的不二人选。
首先福王朱由崧的父亲老福王朱常洵，要比惠王朱常润、桂王朱常瀛两藩都居长，而朱由崧又是其长子，和崇祯是同一辈，乃是崇祯的亲堂兄，所以无论是论长幼还是依嘉靖继位的“兄终弟及”先例，他都显然优于惠、桂二王。
至于潞王朱常，不但血缘关系隔了一层，连辈分也要大崇祯一辈，所以怎么看都不太可能轮得到他。
但偏偏这个时候相当部分的东林党人却开始自己煽起自己嘴巴来，他们闭口不讲嘉靖“大议礼”和万历“争国本”时他们那套被奉为“万世法”的伦序纲常了，却开始讲起“立贤”来了。
可见，人身上舌头这件玩意，那真是最没骨头的软东西。
伦序当属福王。诸大臣虑福王立，或追怨“妖书”及“挺击”、“移宫”等案；潞王立，则无后患，且可邀功。阴主之者，废籍礼部侍郎钱谦益，力持其议者兵部侍郎吕大器，而右都御史张慎言、詹事姜曰广皆然之。前山东按察使佥事雷祚、礼部员外郎周镳往来游说。
史可法偷偷约见马士英，在浦口与之密谈。从此点看，史可法比之钱谦益之流，政治眼光还是高了不少。
而马士英此刻的态度颇亲东林，也有心要立个大功，于是两人很快达成了一致意见，秘密商定出一个两不得罪的折中方案，即放弃福王和潞王，拥立桂王朱常瀛。史可法遂于到达浦口的第二天，写信回南京，提出了拥立桂王，同时由潞王仿照古兵马元帅之制暂时统率兵马的方案。
而盘踞在南京的东林势力，其实只要不是福王朱由崧继位，无论选谁都是不会有意见的，所以他们一接到史可法的方案，礼部就马上准备了各种仪仗，打算出发去广西接桂王到南京继位。
由此可见，“拥潞”一派的东林党人所谓的为国“立贤”，压根就纯粹是为自身利益而罔顾社稷打出的一句口号而已。倘若他们真的是为了国家社稷“立贤”舍福王拥潞王，则当坚持“拥潞”力争到底，一国之君、皇帝人选岂能如此儿戏说换就换的？！
从这点上说，钱谦益、吕大器等人比之万历时期的东林前辈们，风骨相去甚远，正是东坡居士所谓的一蟹不如一蟹。无论那些东林前辈出于什么原因，单论他们敢不惜丢官丢脑袋，敢不顾性命和皇帝抗争到底这一点，就远比钱谦益等辈强得太多。
史可法当时心里都是很清楚的，他在与姜曰广私下商议拥立人选时，先曾对“拥潞”一事表态道：“此兵端也！”借此否定拥立潞王朱常，接着又说：“以齐桓之伯也，听管仲则治；听易牙、开方则乱。今吾辈之所立者，岂其不惟是听，而旱魃之十万火急又何患焉？”此言即明确地表达了他的倾向，同时也表明他心里其实很清楚，哪怕就是拥立福王继位，亦无足为患。
可惜的是，这位握有拥立大权的残明第一重臣史可法史大人，在关系到社稷安危如此重大的政治问题上，表现极度让人失望。
在他以上言论泄露之后，“拥潞”诸人气势汹汹，舆论大哗，史可法顿时缩了回去。他既不敢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据理力争，坦言福王伦序当立、“拥潞”或将开肇兵端，也不敢坚持自己的观点，站出来阐述自己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以打消众人对“拥嫡”的疑惧之心，而是畏首畏尾至于“引避不言矣”，最后竟搞出了一个试图两不得罪，不伦不类的“拥桂”方案。
这个“拥桂”方案，一不合伦序纲常，放着崇祯帝的亲堂兄弟不立，却去立崇祯帝的叔叔，虽然大家都是万历皇帝所出，但这样做置天启、崇祯二帝于何地？置福王于何地？驱之亦或杀之焉？因此其本质和“拥潞”并无太大的区别。
二是极度缺乏操作性，比之“拥潞”都不如。潞王朱常好歹和福王一样，都近在淮安，几天就可以到南京。而桂王却远在数千里之外的广西，且目前是个什么情况都还不是很清楚，再加这迎驾的全套仪仗摆出去，一个来回几个月总是要的，到时候只怕这位桂王还没到南京，大顺军或清军早已兵临城下了。
是以“拥桂”一策，最大的好处就是东林党人没意见，也多少给了讲伦序纲常一派大臣们一些理由，惟独没一丝为国家社稷的考虑，也无一丝顾念故主崇祯帝的意思在内，纯粹是史可法为了安抚东林势力而想出来的一着大昏招。
在此一事中，史可法自见识和政治手段上看，虽然有所认识，但优柔寡断顾虑重重，毫无一点政治家的决断和魄力，不敢快刀斩乱麻安定局势，以至后来不得不出京避祸，空自丧失重整朝廷的大好时机；从气节和品格上看，他也没能做到一心为国或对崇祯帝死而后已，一遇阻力和反对，连仗义直言的勇气都没有，只求不得罪各方势力。这比之他老师左光斗，直如陈元龙与许汜之上下床之别，相去何止千里。
在凤阳“拥嫡”成为定局后，马士英率军五万，拥着福王朱由崧浩浩荡荡直奔仪真，福王在那里捎上史可法后往南京而去，马士英则率大军驻扎不动。
他起用阮大铖，与东林党人和依附东林的前齐党高弘图等多有争执。部分东林党人于是结交军阀左良玉，阴谋政变。被发觉后，竟悍然发动内战。而马士英等也以内战为优先考虑。就当双方大战于弘光元年(1645)春时，建州伪豫亲王多铎率军南下，五月初，南京陷落，弘光朝廷灭亡。马士英南走浙江杭州、绍兴等地，携太后坚持抗击建州。最后入太湖投长兴伯吴日生军中继续抗贼，斗争失败后被建州军于太湖擒杀。一说马士英遁逃台州后，入四明山削发为僧，建州贝勒命剥其皮，实之以草，死极壮烈，却被东林余孽的人渣诬为“马瑶草生怀瑶死怀草”。
马士英 1639年作 秋林野屋 扇面 水墨金笺
马士英 山水 轴
马士英 草书 卷 纸本
山水 立轴 水墨纸本
甲申(1644年)作 松溪山居图 立轴 水墨绫本
马士英 行草书五言诗 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