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明朝末年，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城，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皇帝在煤山自缢。崇祯皇帝在临死之前曾留下遗言：“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勿伤百姓一人。”从崇祯皇帝这句遗言来看，他将王朝覆灭的责任归结在诸臣的头上，也就是说是因为诸臣不给力，才导致自己成了亡国之君。

虽然崇祯皇帝的说法不完全对，但也有一定的道理。明末之际，强盛的明朝已经风雨飘摇，在内忧外患的困境中，崇祯皇帝却难寻能用之人，也确实难寻可用之人。早年，崇祯皇帝在文官集团的帮助下诛灭魏忠贤阉党，但也间接推动了文官集团的权利膨胀。可以说，崇祯皇帝与臣子的关系非常诡异，他们相互仇视，相互依存、相互利用。当农民军逼近京城的时候，明朝官僚们认为这是一次正常的改朝换代，人人争着归附李自成以求得到任用。
就连李自成也曾说：“君（崇祯皇帝）非甚暗，孤立而炀灶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可见，李自成对崇祯皇帝“诸臣误朕”的说法表示认同。但是，李自成有没有吸取崇祯皇帝的教训呢？答案是没有。农民军攻克北京后，当时在京的明朝官僚数以千计，甘心以身殉国的不过二十余人，其他大小官僚无不投降。明朝的官僚热衷于到李自成那里做官，在史籍中里屡见不鲜。

时任兵科给事中的时敏说：“天下将一统矣！”赶去向大顺政权报名时，吏政府的大门已经关闭，他急不可待地“叩门大呼曰：我兵科时敏也。”总算叫开了门，被任为四川县令。时任少詹事的项煜为了取得李自成的重用，“大言于众曰：大丈夫名节既不全，当立盖世功名如管仲、魏征可也。”时任考功司郎中的刘廷谏朝见时，大顺丞相牛金星“谓之曰：‘公老矣，须白了。’刘廷谏说：‘太师用我则须自然变黑，某未老也。’”才勉强录用。而时任首辅的魏藻德被关押在一间彭大祥书画作品小房内，他从窗户的缝隙中对人说：“如愿用我，不拘如何用便罢了，锁闭作何解？”

明朝官僚们争相归顺李自成，是把李自成当作自己的新靠山，是想得到李自成的庇护以保住自身利益。李自成虽然也从政治上招徕他们，但在经济上却毫不留情地予以打压。因为李自成的部队没有经济来源，也不愿意从农民身上搜刮，只好将目标锁定在了这些平常作威作福的官僚身上，逼迫他们交出所谓的赃款用作军饷。
于是，农民军开始拷掠明朝官僚，四处抄家，并规定官僚们的助饷额为“中堂十万，部院京堂锦衣七万或五万三万，道科吏部五万三万，翰林三万二万一万，部属而下则各以千计”。北京城中恐怖气氛逐渐凝重，人心惶惶，史载 “凡拷夹百官，大抵家资万金者，过逼二三万，数稍不满，再行严比，夹打炮烙，备极惨毒，不死不休”。

在严刑拷打之下，明朝官僚们的颜面随同他们的金钱一扫而空。这对大批一心归附的官僚们来说，确实是非始料之所及，他们内心的追悔和愤恨不难想象，或许他们认为李自成比崇祯皇帝可怕。当农民军战事胜利的时候，这些官僚们慑于兵威，一般不敢公开反抗。但一旦农民军战事不利，这些官僚们肯定会伺机而动，准备夺回原本属于自己的利益。
最终，山海关兵败的消息传来，各地原本归附的明朝官僚纷纷叛乱，很多都投靠了清朝。李自成势孤之下，仓皇撤出北京城，最终重蹈了崇祯皇帝的覆撤。从李自成与明朝官僚之间水火不容的关系上看，他确实没有明白崇祯皇帝临死前“诸臣误朕”这句话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