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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模范“公务员”――循官良吏的两大必备标准

其实在的眼里，作为一位称职的大明“公务员”，其言行举止必须符合两个标准：第一，无论主观的还是客观的，都不得与专制君主意志发生偏差，更不用说违背了；第二，不得与普通百姓的意志相违背。前者如上文所述的曾秉正、魏观等人在朱皇帝的眼里至少是很有问题的，所以要严加处置；后者如《明史·循吏传》中所列的24位循吏，这24人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在自己治理的辖区与范围内很有声望，赢得了民众的支持与拥护，即使一不小心有点误差，即使是被皇帝逮起来了，但只要民众赴阙请愿，朱元璋还是最终顺应民意，释放被逮官员，或予以官复原职或予以擢升调任。

即使是循官良吏，只要稍稍有点闪失或差池，还得要被洪武皇帝逮捕问罪。换句话来说，作为大明“公务员”，你就是大明帝国这台大型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你得按照朱皇帝制定的言行标准来严格规范自己的工作与言行，不得有丝毫的偏差与松懈，更不能“生锈”，否则的话，就让你吃不了兜着走，洪武年间兴起的一股又一股的惊天政治大浪就说明了一切。“洪武四年录天下官吏，十三年连坐胡党，十九年逮官吏积年为民害者，二十三年罪妄言者，大戮官民……”

朱元璋之所以要对大明“公务员”的工作与言行实施如等严厉的“标准化”、规范化，我想不外乎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朱元璋童年、青少年时代的心理阴影——官员不是什么好东西，这是一种朴素的平民情结。而随着时间推移，朱元璋内心的这一情结却几乎没什么大变。

不论你承认与否，自古以来，中国民间一直有着“仇官”和“仇富贾唐网acz0”心理。朱元璋来自草野，青少年时代受尽了人间苦难，目睹了贪官墨吏的恶行，在内心深处有着十分强烈的仇视与痛恨“不轨”官吏的心态，某种程度上他的所作所为代表了中国平民的愿望。过去他曾是一棵小小草，而当成为大明第一人后，他就有这样的权力也有这样的机会来实现普通民众所无法实现的夙愿。

第二，朱元璋原本是濒临生死之间的人，由于时势的突变，通过枪杆子夺得了天下，最终登上了人世间的巅峰宝座，这样的发家史如同今天的暴发户一般。从表面来看，暴发户好像什么都不在乎，大把地花钱，穿金戴银，惟恐人们不知他富了。但若你仔细观察的话，这些都是假象。暴发户炫富就是为了彰显自己“翻身”了，挤入富贵圈了，而从根本上来讲他还停留在原本的认知上，为了防止失去这来之不易的“幸福”，他可能会十分吝惜，十分抠门，尤其对待他的企业员工会极度的苛细，极度追求稳妥与完美，以防出现万一之万一。朱元璋就是这么一个暴发户，大明的官僚就是他的这个企业的员工，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他对大明官僚的标准化苛刻要求的背后心理动机——将任何潜在的危害大明帝国稳固的因素降低到最低的程度，以确保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绝对统治。

第三，在洪武皇帝的眼里，我是君主，是代天而治的天子，是超级大企业的头号老板，创建这么大的家业，养活了那么多的人，容易吗？开国之初，他就曾对身边的儒臣这般说道：“人主职在养民，但能养贤与之共治，则民皆得所养。”以此逻辑推论下去，那就是作为雇员的大明官僚，你们就得按照我洪武皇帝的标准做事，因为我还为你们配备了标准化的生活待遇，怎么还有不满足？

大明“公务员”物质生活待遇规范化、标准化洪武年间大明“公务员”的生活待遇规范化、标准化向来不为人们所重视。笔者在阅读史料时也是无意中发现的：要说有人十分喜欢夸赞国有等级供给制有多少多少的优越性，殊不知600年前的明朝人或至少说那时的国家“公务员”已经充分领受到了。据说洪武开国后，每天早朝结束时朱元璋就让大臣们免费享用早餐。不过这免费早餐也有标准化的规制：皇帝在奉天门或华盖殿、武英殿上用餐，公侯和一品官侍坐在门内用餐，二品至四品及翰林院等官坐在门外用餐，五品以下官只好在丹墀内吃了；且规定文官在东，武官在西。吃前要唱歌，唱完后要叩首谢恩，依次落座。这时大明皇家光禄寺才将早餐一一端上来，供大家享用。吃完后百官还得要再次叩首谢恩，然后才可退去。这种等级规范化早餐制度一直延续了近30年，到洪武二十八年时，礼部官向洪武帝上奏说：“朝廷上下管事的官越来越多，吃的时间也长了，实在‘供亿为难’，再这样吃下去不得了啊！”朱皇帝接受建议，及时喊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