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仓儿案，为明朝弘治九年（496年）的一起民事纠纷案件，起初案件是由于满仓儿被贩为歌妓而引起的一系列民事纠纷，但后来由东厂的参与和后来六部官员的反对，而成为一个政治打压事件。此案亦是明朝中期宦官干政的一个表现。
千金小姐被骗卖为妓
明孝宗弘治九年（496），北京发生过一桩下层武官家千金小姐被骗卖为妓的案件。由于东厂插手，袒护逼良为娼的乐户，审案官员反受处分。
彭城卫千户吴能，家庭贫穷，女儿满仓儿虽不乏姿色，但居途网长期无人前来提亲，只得把女儿交付媒婆，物色人家。
彭城卫为京卫军的一部，但非“亲军”，不隶属都督府，千户尽管是五品官员，但地位仍然卑下。媒婆也并未把这位穷千户放在眼里。她见利忘义，很快便告诉吴家，皇亲周或要了姑娘。实际上是使用欺骗手段，把满仓儿卖给“乐妇”张氏。吴能不久病故。女儿又被张氏卖给乐工焦义，焦义再转手倒卖给同行袁磷，从此被追当上了卖唱的歌妓。
吴能的妻子聂氏，长久不见女儿回来，产生怀疑。四处打听，终于在歌场中找到满仓儿，要她回家。但满仓儿认为是父母将自己卖为妓，心生怨恨，不认生母。聂氏只得率同儿子，强迫她返回家中。可是，袁磷不愿失去这棵摇钱树，最初向聂氏说好话，表示愿出十两银子赎回满仓儿，被聂氏拒绝了。
袁璜认为，满仓儿原是自己花钱向焦义买来。尽管姑娘的亡父是个官，但无钱无势，他同样不放在心上。用银子赎回姑娘的要求碰壁后，就无所畏惧地直接向刑部提出控告，希望能够索回满仓儿。
刑部郎中丁哲传集双方当事人，和员外郎王爵会同审理，弄清了满仓儿被卖的真相。袁磷因强词夺理，被当堂笞责，回家后过不几天就死掉了。经御史陈玉、刑部主事孔琦验尸，由袁家安葬。满仓儿则断归聂氏。
当时的歌妓，虽说以卖唱为主，但如果被有钱有势的人看中，被迫陪宿，司空见惯。东厂太监杨鹏的侄儿，就不只一次和满仓儿奸宿。此人不满丁哲，唆使袁妻向东厂上告。还亲自出马找到乐妇张氏，要她一口咬定满仓儿是她妹妹，已经卖给周皇亲。另派校尉杨某，找到满仓儿串通供词，还撺掇她离家出走，到外面躲藏起来。
案件经杨鹏上奏，发交锦衣卫镇抚司审理。司官追索满仓儿不得，对聂氏施加酷刑，聂氏供出当初嫁女的经过。镇抚司袒护杨鹏叔侄，最后把丁哲和王爵两人拟罪，奏覆皇帝，草草结案。
刑部典吏徐珪闻知，愤慨异常，他立即上疏指出这案件不公，并以自己在刑部所见所闻，直指“皆东厂威劫所致也。”
臣在刑部三年，见鞫问盗贼，多东厂镇抚司缉获，有称校尉诬陷者，有称校尉为人报仇者，有称校尉受首恶赃而以为从、令傍人抵罪者。刑官洞见其情，无敢擅更一字。上干天和，灾异迭见。臣愿陛下革去东厂，戮鹏叔侄并贾校尉及此女于市，谪戍镇抚司官极边，进哲、爵、琦、玉各一阶，以洗其冤，则天意可回，太平可致。如不罢东厂，亦当推选谨厚中官如陈宽、韦泰者居之，仍简一大臣与共理。镇抚司理刑亦不宜专用锦衣官。乞推选在京各卫一二人及刑部主事一人，共莅其事。或三年、六年一更，则巡捕官校，当有作奸擅刑，诬及无辜者矣。臣一介微躯，左右前后皆东厂镇抚司之人，祸必不免。顾与其死于此辈，孰若死于朝廷。愿斩臣头，以行臣言。给臣妻子送骸骨归，臣虽死无恨。
徐珪以性命担保，冒死将揭露东厂所作所为，被控为盗的大半都是东厂和锦衣卫缉获，这些人，有的直供厂、卫校尉接受贿赂、代人报仇，诬指他们为盗；有的则被当做替罪羊来抵罪；有的则是校尉挟嫌报复所致。刑部官员虽然了解这些冤情，可依旧秉承厂、卫意见结案！他要求，把杨鹏叔侄、撺掇满仓儿的贾校尉，连同满仓儿一起处以死刑。撤消东厂，镇抚司有关官员充军到“极边地方”。丁哲等四位官员则各升一级，“以洗其冤”，同时还提出改良司法的一系列意见。
明孝宗看到奏疏后，勃然大怒，下都察院考讯。都御史闵珪等抵赖说这是徐珪诬陷，与事实不符。以奏事不实，结果是“帝责具状，皆上疏引罪，夺俸有差。珪赎徒毕，发为民。”
弘治九年进士孙磐就徐珪上书揭发东厂却遭到罢官一事上疏建言：“近谏官以言为讳，而排宠幸触权奸者乃在胥吏，臣窃羞之。请定建言者为四等。最上不避患害，抗弹权贵者。其次扬清激浊，能补阙拾遗。又其次，建白时政，有裨军国。皆分别擢叙。而粉饰文具、循默不言者，则罢黜之。庶言官知警，不至旷鳷。”
不过这个建议没有得到采纳。明代中期的厂、卫横行不法，司法黑暗、冤狱重重。明孝宗还算是励精图治，委任大臣，中官势稍绌。不过，从满仓儿事件看来，仍然受到东厂干扰司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