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字文清，后改字文长，号天池山人，或署田水月、田丹水，青藤老人、青藤道人、青藤居士、天池渔隐、金垒、金回山人、山阴布衣、白鹇山人、鹅鼻山侬等别号。与解缙、杨慎并称“明代三大才子”。
明朝书法家徐渭，他是精神病分裂者，小的时候比较狂放，还爱学习，考试考了九次都没有考上功名，中年在江浙总督府当一参谋，被胡宗宪看中当了参谋，对于中国东南沿海边防徐渭做了一些贡献，后来胡宗宪被杀，徐渭很害怕，精神病反广州何俊达复发作，也自杀过，后来将自己妻子杀了，然后关了五年，遇到大赦出来了。因为在监狱里学习书法、字画，渐渐疾病有所康复，出狱后就开始旅游。他到了北京，到了居庸关，到了山东、河北，又到了南方江西和福建的一些地方，既开阔了他的视野，又使他的疾病渐渐得到了康复。所以看来旅游对一个人精神上的恢复也是有好处。他出狱时已经53岁。精神病患者据说吃药只能解决40%问题，多数是心理干预，使其好转。徐渭在6年多的的死牢生活中，他还信了道教，这些行为治疗和心理治疗都发挥了作用。当时齐白石很推崇的两个人，愿意做他门下的走狗，一个是徐渭，另一个是朱耷，朱耷也是精神病患者。朱耷是朱元璋后人，明朝灭亡后他精神受了刺激，削发为僧。他可能也有装疯的成分，但是后来精神真正出了问题，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隐居生活，他在青云浦，精神得到了康复，然后写字作画，成为着名的书画家。
徐渭的写意花卉惊世骇俗，用笔狂放，笔墨淋漓，不拘形似，自成一家，创水墨写意画新风，与陈道复并称“青藤、白阳”，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历来被世人称道。当然他的才气还表现在戏曲的创作之中。他的杂剧《四声猿》曾得到汤显祖等人的称赞，在戏曲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他的诗文书画处处弥漫着一股郁勃的不平之气和苍茫之感。
徐渭的书法与沉闷的明代前期书坛对比显得格外突出。徐渭处于祝允明之后，他和祝允明一样学书的路子毫无例外是属于二王一脉，他倾慕王羲之的人品书艺，作为同乡人，他对王羲之的法帖心摹手追，但给他的影响最大的是宋人，其中取法最多的米芾。他在《书米南宫墨迹》一跋中激动地说：“阅米南宫书多矣，潇散爽逸，无过此帖，辟之朔漠万马，骅骝独见。”没有广泛的研习，是不会作出“潇散爽逸”的恰切评述，可见他对米芾的深悟透解。徐渭最擅长气势磅礴的狂草，但很难为常人能接受，笔墨恣肆，满纸狼藉，他对自己的书法极为自负，他自己认为“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又曾在《题自书一枝堂帖》中说：“高书不入俗眼，入俗眼者非高书。然此言亦可与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也。”这也难怪，“知者”又有几许？
徐渭死后二十年，“公安派”领袖人物袁宏道偶于友人陶望龄家翻到一本徐渭的诗文稿，“恶楮毛书，烟煤败黑，微有字形”。但在灯下读了几篇，不禁拍案叫绝，惊问此人是今人？还是古人？竟拉起陶望龄一起彻夜阅之，“读复叫，叫复读”，以致把童仆惊醒。而后袁宏道不遗余力地搜罗徐渭的文稿，研究徐渭，大力宣扬徐渭，认为徐渭诗文“一扫近代芜秽之气”，认为徐渭书法“笔意奔放如其诗，苍劲中姿媚跃出，在王雅宜、文征明之上”；又云“不论书法论书神，诚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也”（《书林藻鉴》）。袁宏道还写下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着名的人物小传——《徐文长传》。可以说他是徐渭第一个知音者，而后来追随者不计其数，其中有八大山人朱耷、甘当“青藤门下牛马走”的郑板桥等，近代艺术大师齐白石在提到徐渭时曾说：“恨不生三百年前，为青藤磨墨理纸。”这足以说明徐渭对后人影响之深。
徐渭的寂寞真可以用他自己的一首《题墨葡萄诗》来概括：
半生落魄已成翁，
独立书斋啸晚风。
笔底明珠无处卖，
闲抛闲掷野藤中。
一代宗师---徐渭之所以多次自杀，卑以为胡宗宪被弹劾为严嵩同党，被逮自杀，其去了政治背靠，害怕受胡宗宪牵连遭斩杀而故意装聋卖傻，以保全自己的性命，等待时机东山再起。直到最后希望彻底泯灭后不得已以书法、绘画之技苟延残喘。嗨！早知政坛险恶，又何必参政啊！
政治这碗饭不是谁都可以吃的，李宗吾之《厚黑学》中说旧官僚无一不是“脸厚如城墙，心黑如煤炭”。历史上有多少没有政治背靠的忠诚、正直、脸皮薄的文人骚客栽倒在政坛上，这不能不说是文人做官的悲哀。一个人有什么技艺，适合做什么，自己一定要明白。自由、厚道、直率的文人怎么能在官场上混出模样呢？时局与性格决定成败。政局动荡，生不逢时的时候选择从政就是往火坑里跳。选择适合自己性格的事业发展才有可能成功。说明徐渭并不是一个明智的人，对时局把握不准，跟错了人，至少在政治上是幼稚的。更算不上是个坚贞不屈的刚烈勇士，甚至还有点追逐名利，贪生怕死味道。幸亏其有超绝的诗文、书画艺术传世，令后人仰慕至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