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来，海内外许多郑和研究学者开始注意郑和航海对全球叶开赶牛的影响，而且对七下西洋的航海领域提出了补充与扩展，因此，又出现一个郑和“下东洋”的问题。
熟悉历史的读者对“郑和下西洋”耳熟能详，但是对“郑和下东洋”却大都知之甚少，其实这个“郑和下东洋”比“郑和下西洋”更耐人寻味。
明朝建立前后，倭寇猖獗，边患频仍，明太祖朱元璋一怒之下，断绝中日交往，实行海禁，朱棣夺得帝位后，希望四海宾服，便试着开放海禁，岂料这一来却让日本浪人钻了空子，如潮水般涌来，“倭寇”势力渐大，越闹越凶，甚至有时候明朝官军都不能敌。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记载：“永乐二年四月，夷船一十一只，寇穿山，百户马兴与战死亡。寻寇苏州府松江府诸处。”
日本浪人仅凭十几只木船，在中国东南沿海一带如入无人之境，“鬼子”进村，烧杀淫掠，中国百姓避之不及，纷纷逃难，对此倭乱，明朝小说家冯梦龙在《古今小说》的《杨八老越国奇逢》一章中亦有形象描绘：“舟车挤压，男女奔忙，人人丧胆，尽愁海寇恁猖狂；个个惊心，只恨官兵无备御。扶老携幼，难禁两脚奔波；弃子抛妻，单为一身逃命。不辨贫穷富贵，急难中总则一般；哪管城市山林，藏身处只求片地。”
必须指出的是，明朝所谓“倭寇”，与后来大举进攻中国的“倭寇”不同，不是政府正规军，而是日本政府也管不了的海匪，就像21世纪的索马里海盗，索马里政府也奈他不得。
但尽管如此，明成祖朱棣还是决定采取中国传统“告御状”方式，将官司打到国外，于是，“郑和下东洋”的故事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先于“下西洋”发生了。
永乐二年，即1404年，郑和督师10万出使日本。
大名鼎鼎的“郑和下西洋”目的有五个：宣扬明朝国威、扩展朝贡贸易、寻找失踪的建文帝、迎佛牙、加强同海外各国的联系。
而郑和下东洋的主要使命是什么？当然也不排除上述五个目的，尤其是寻找建文帝这一项秘密使命不能排除，因为按照地理方位，建文帝如果流亡海外，应该先到东洋，再到西洋，而东洋首站，当属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
当然，秘密使命是不能在史书提及的，史书记载的，都是当政者正大光明的使命，据《明史·戎马志》记载：此次，郑和出使日本只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晓谕明成祖旨意：“使其自行剿寇，治以本国之法。”
第二件，“许以贸易”，双方签订《堪合贸易条约》，“堪合”乃明朝朝廷颁发的执照签证，日本人在条约下，与明朝进行“朝贡贸易”，中国的丝绸、瓷器、书画、资财等等，尽可以通过“合法途径”，而非“野蛮打劫”地拿走。
当时东渡日本也是很艰巨的，唐朝高僧鉴真六次才东渡成功，足以说明其艰难，郑和从桃花渡(今浙江宁波附近)东渡至日本，代表明朝政府向日本政府指出应严格按照会谈内容办事，不得违背。
此时日本，怀义王已经作古，第三代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满统一南北朝，明史称足利义满为“日本国王源道义”，这个日本的实际统治者，眼见明朝大队人马押送着大量宝物到访日本，也不在君臣礼仪虚名上较劲，日本执政源道义自知理亏，立即下令逮捕了倭寇首领，并保证今后不再出现类似情况，遂象征性地杀了二十多个海盗浪人、将首级送给大明使者做“投名状”，并接受了明朝封号、金印、冠服等，表示臣服，按属国的名分向明朝皇帝呈递国书，奉明正朔。
郑和带着20多个倭寇首级和足利义满“臣服表”回国交差，朱棣找回了超越老爹的面子，满心欢喜，对日本国“嘉其勤诚，赐王九章”，又向源道义赠送了金银、瓷器、书画等物，并允许日本国朝贡团人员总数可多至二百人，在江浙贸易。
明史学者总结“郑和下东洋”，赞其以经济手段怀柔、“不战而屈人之兵”，但反观日本政府这一方，得到了实惠，并无什么损失。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郑和出使东洋，通过与日本国王磋商，使其本国主动出师剿捕倭寇，并绳之以法，日本国王接受了郑和的建议，接受了明朝“日本帝国”的封号和金印、冠服等，并遣使致谢，与永乐朝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双方签订了“勘合贸易条约”，即“永乐条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