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发生“己巳之变”，皇太极率十万清兵绕道蒙古，十月戊寅日（12月11日）突破长城喜峰口，攻陷遵化，京师震动而戒严，同时诏令各路兵马勤王。正在山海关附近的袁崇焕部，于十一月辛卯日（12月24日）在后金部队抵达之前两天赶到蓟州，袁崇焕本应将来犯之敌阻挡在蓟州至通州一线，在此展开决战，以确保京城安全。皇帝给予袁崇焕组织各支勤王军的权力以方便行事。袁崇焕将赶到的各路军队部署到其他防线，率关宁军坐守蓟州，并向皇帝承诺“必不令敌越蓟西”。但皇太极在没有受到任何阻拦的情况下直接通过天险蓟门关，兵逼北京。但是袁崇焕在发现被后金军越过防线后并未对后金军进行追袭，而是经另一条道伟哥 鸡年嘉年华专场路赶到北京。六天后，于十一月丁酉日（12月30日）晚袁崇焕抵达北京广渠门外，此时后金部队已经到达北京城外4天。到达后袁崇焕的防区为广渠门外。袁崇焕如此之举，引起北京城外的戚畹中贵的极度不满，纷纷向朝廷告状：袁崇焕名为入援，却听任敌骑劫掠焚烧民舍，不敢一矢相加，城外戚畹中贵园亭庄舍被敌骑蹂躏殆尽。
在广渠门防区，袁崇焕率领的关宁军多次要求入城休整，均未获得允许（勤王援军不入城城下作战是明朝规定），在面对莽古尔泰护军及2000蒙古军的攻击下，占装备及人数优势的关宁军一败再败，阵型被击穿。
而后被后金主力击败的满桂部在向关宁军防线靠拢时被关宁军弓箭部队攻击，满桂中箭，发现箭支上有袁崇焕部标识，于是告至御前，皇帝在对战争部署的重重疑虑中召见袁崇焕，要求解释，袁崇焕无言以对。于是宣布予以收押待审。而此消息传出，关宁军当即弃守防线，开始返回驻地山海关。
著名历史学家阎崇年老师认为：“袁崇焕受明帝付托，诚心竭力，任事封疆，于朱明社稷，可谓‘义气贯天，忠心捧日’”（阎崇年《明亡清兴六十年》）
袁军门、祖总兵等，自午至酉，鏖战十数合，至于中箭，幸而得捷，贼退兵三十里。贼之得不攻陷京城者，盖因两将力战之功也。”（朝鲜《仁祖实录》卷二十二）
“自辽事者，所用人鲜有胜任者。当时所望成功者，惟熊廷弼、袁崇焕、孙承宗……而崇焕先置于极刑，妻子流数千里，刑浮于罪，冤哉！”（《明季北略》二十四）
“我大清举兵，所向无不摧破，诸将罔敢议战守。议战守，自崇焕始。……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明史·袁崇焕传》）
“袁崇焕督师蓟辽，虽与我朝为难，但尚能忠于所事，彼时主暗政昏，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悯恻。” （《清高宗实录》）
“若夫以一身之言动、进退、生死，关系国家之安危、民族之隆替者，于古未始有之 。有之，则袁督师其人也。” （梁启超《袁督师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