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中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那就是革命党人的反满宣传，而其中最为成功的，
莫过于揭发清初屠杀暴行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些小册子对激发汉人的怒火帮助极大。从目前留下的各种辛亥回忆录来看，《扬州十日记》这样的小册子在革命党或者倾向于革命的年轻人中间传播极广，有的革命党在授算术课时甚至以“嘉定三屠”、“扬州十日”为习题，问屠一次屠多少人，杀一日杀多少人，三屠与十日，得数若干等，大多数参与其事的革命者在回忆辛亥革命时都自承，其最初的革命动因均与这两本小册子有关。
从实效上来说，“三民主义”固然是革命纲领，但远不如《扬州十日记》这样的宣传材料来得更给力，而就宣传效果而言，受众越是年轻，就越容易受到影响，如邹容在其所著《革命军》中坦然直承：“吾读《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吾读未尽，吾几不知流涕之自出也”；1907年安庆起义的领导者熊成基出身官宦家庭，原为纨绔子弟，读《扬州十日记》后流泪不止，遂与革命党人柏文蔚订交而后致力于革命；16岁的安徽少年张汇滔，性本倜傥，不喜词章之学，偶读《扬州十日记》后感愤泣下，后在日本加入同盟会成为革命志士；如此例子，举不胜举。
民国名记包天笑在《钏影楼回忆录》中追忆：“我们那时候，大家对於种族革命，似很热烈。上海有章太炎等在那里鼓吹，苏州虽然不敢明目张胆，然而一派自命新派的文人，亦常常以排满为革命先驱。清初文字之狱，最为酷烈，此刻则许多禁书，都在上海出版了，什么《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等书，读之使人心痛，使人发指”。
革命小册子在湖北新军中流传尤广，革命党人朱恃三在1903年的日记中记载：“冬日初三日。今日下午，无聊甚，与袁君至东门郑宅，借回新书十余种，皆革命杂志也。如《新广东》、《浙江潮》各两册，又《扬州十日记》一册，《嘉定屠城记》一册”，他看完后“终夜未寝，恨豫酋南下，杀戮汉人如此之酷，反天龙八部私服kstmj清革命，心不能忘”。
据朱恃三的回忆，革命党人进入军营后，“暗以种种方法，循诱新军，以粗浅的小说文字，如唱词之《猛回头》、《警世钟》、《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等，使其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