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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记张献忠屠川杀六万万：全国人总和尚不足

明清交替之际，四川人口锐减。据《明会要》卷五十载：明万历六年（1578），四川省尚有 户二十六万二千六百九十四，人口三百一十万二千七十三 ，这还不包括大量的荫户、漏户以及逃亡人口。到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锐减至 通省之户口，总计一万八千零九十丁 ，若把妇孺估算在内，设每丁折合五人，也只有九万余口。近百年来，许多史学家都惊奇地发现，没有几个四川人是土生土长的，几乎都是 湖广填四川 ，从外省迁来的。 四川人口为什么急剧减少？是天灾，还是人祸呢？ 血泪斑斑话 屠川 张献忠，生于1606年，陕西延安人，出身贫寒，当过捕快、边兵。崇祯三年（1630），他率领米脂县十八寨穷人举起义旗，绰号 八大王 。他同李自成分兵两路，一个往东北，一个向西南，彻底埋葬了朱氏王朝。张献忠在成都建立了历时两年多的农民政权大西王朝。 有关张献忠 屠蜀 的记载，野史中比比皆是。其中最大规模的是 屠城 。 崇祯十七年（1644）八月，张献忠攻打成都，因城墙坚固，久攻不下，后来在城外隐秘处挖地洞，打隧道，一直掏挖到城墙根，埋入火药，又把竹竿捅穿竹节，竿竿相连，然后在空心竹竿内装置很长的导火线，悄悄点燃。守城兵丁见 贼兵 撤退一空，正要欢呼，忽然爆炸掀天，城墙垮了。《蜀难》记载，城陷后， 屠城三日，贵贱同尽。唯少艾妇女为营伍所匿者暂得免 。 《罪惟录》载： 屠重庆取丁壮万余，刳而鼻，断一手，驱徇各州县。 所谓 徇 ，意思就是 巡行示众 。 此外，还有 屠广元 、 屠保宁 、 屠锦州等州县 、 屠邛州 等等。大凡不事先投诚、经战斗而攻破的城镇，都一屠了之。其中极大规模的是1645年秋，马元利屠成、龙两府，刘文秀屠巩州，二百里为血肉之汤。 这一年，张献忠还派孙可望等四将军分四路出城搜杀，穷乡僻壤，危崖深谷，无不搜及。得男子手足两百双者升把总。正月出，五月回。《蜀乱》记： 每官兵回营，以所剁手掌验功。凡有军官衙门掌如山积，而成都城内，几如假山之千叠万峰。 每屠杀一地，他都要详细记录所杀人数，其中记有人头几大堆，人手掌几大堆，人耳朵几大堆，等等。 《蜀碧》一书，还大量记载了张献忠残忍、变态的杀人方法。如张献忠常常把小孩子掷在空中，让其落在枪尖上，以观赏那流着鲜血狂叫乱动的惨景为快乐。 传说，有一回，他把妇女的小脚砍下来堆成山形，带着他最心爱的小妾去观赏。小妾笑着说： 好看好看，只是美中不足，要再有一双秀美的金莲做莲峰，就再好不过了。 张献忠想了想，笑眯眯地说： 你的脚最秀美，就适合做莲峰。 于是把小妾的脚剁下来放到莲峰顶上。随后，他又派人将这些小脚架火烧毁，名为 点朝天烛（足） 。 《蜀破镜》又载：某日晚，他的一幼子经过堂前，张唤子未应，即下令杀之。第二天晨起后悔，责问妻妾们昨晚为何不救，又下令将诸妻妾以及杀死幼子的刀斧手悉数杀死。 欧阳直的《蜀乱》，记张献忠学朱元璋剥人皮，对象先是明朝的蜀府宗室，其次是不投降的文武官员，再次是乡绅，后来轮到自己的将领。凡所剥的人皮，渗以石灰，实以稻草，植以竹竿，插立于王府前街之两旁，即今成都之天府广场到百货大楼一线，夹道累累，列千百人，遥望如送葬队列。 张献忠完全被描述成了杀人不眨眼的魔王！ 这些杀人细节，真真假假，但很有煽动性。连鲁迅先生也曾对书中的 记述 深信不疑。鲁迅说： 那时我还是满洲治下的一个拖着辫子的十四五岁的少年，但已经看过记载张献忠怎样屠杀蜀人的《蜀碧》，痛恨着这流贼的凶残。 《温江县志》说，由于张献忠的屠剿，温江县 人类几灭 ，张献忠死去十三年后（1659）清查户口，全县仅存三十二户，男三十一丁，女二十三口， 榛榛莽莽，如天地初辟 。民国《简阳县志》卷十九载： 明末兵荒为厉，概成旷野，仅存土著十四户。 正史 如是说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老臣张廷玉，主持编修了前朝历史《明史》。《明史》中对张献忠入蜀后的行迹大体记述如下。 1644年阴历八月初九日，张献忠攻占成都后，即宣布建立大西政权。阴历十月十六日，正式登极，国名大西，年号大顺。以蜀王府为皇宫，称成都为西京。设左、右丞相，六部尚书，五军都督府等官，他的四个干儿子孙可望、艾能奇、刘文秀等人都挂将军印，改姓张。势力最大时曾扩展至蜀地全境，只有当时属于四川的遵义一郡久攻不下。 《明史》称张献忠 面黄身长，虎颔，人号黄虎。性狡谲，嗜杀，一日不杀人，辄悒悒不乐 。 大顺二年（1645）十一月，张献忠宣布举行 特科 考试，下令各府县生员一律前往成都赴考，违命者以军法论处。于是，各地士子络绎不绝地从水路、陆路被送往成都，集中在青羊宫。据传说，张献忠得到密报，有士子写信同闯王联络，将不利于他。于是，待各地士子到齐后，张献忠突然派重兵包围大悲寺，将应试士子统统杀死，死者人数达五千多人。青羊宫外一时尸积如山，血流成河，笔砚堆积成丘冢。这真是四川读书人亘古未有的一场浩劫。 在中园，张献忠还坑杀了无以计数的成都市民。不仅如此，他还杀自己的军队和手下，光是军队就杀了九十八万。 与此同时，他还派遣他的四个干儿子带领军队分四路到各个府、县进行屠杀，称之为 草杀 。在文武百官上朝之际，他叫来十几条獒犬，下殿时被獒犬所嗅的官员，就拉出去杀掉，称之为 天杀 。 据记载，张献忠不仅是个杀人狂，还是个变态狂，他还创造了生剥人皮等杀人方式，皮未剥光而人已气绝的，就杀掉刽子手。《明史》还记： 将卒以杀人多少叙功次，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贼将有不忍至缢死者。 后来，由于清军压境，张献忠试图打回陕西老家。大顺三年（1646）张献忠撤离成都时，焚毁全城。又将锦江放干，挖了一个数丈深的坑，将强取豪夺的数以亿万计的金银珠宝埋于其中，然后决堤放流，名曰 水藏 ，说是为了不让后人获得这些宝物。结果，张献忠逃出成都后，成都就成了城无烟火、尽为瓦砾、虎豹白日出没的荒野之地。 《蜀难叙略》补充说，当清军进剿追击，张献忠兵败弃成都逃到西充时，已无百姓可杀，乃自杀其卒，每日一两万人。初杀蜀兵，蜀兵尽;次杀楚兵，楚兵尽;后杀同起事之秦兵。一百三十多万人马，两个多月，斩杀过半，以此减负逃窜。尽管如此，张献忠还责其下属杀人不力，骂曰： 老子只需劲旅三千，便可横行天下，要这么多人作甚！ 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 的说法，最先出自清代毛奇龄的《后鉴录》，此说之不通是显而易见的。当时四川人口最多不过六百万，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全中国仅以四万万五千万人口见称，张献忠所杀之 六万万 人从何而来？ 因此，这些记载到底有多大的真实性，是值得怀疑的。 洋证人 目击记 1640年，意大利人耶稣会教士利类思入川至成都传教，并在达官显贵中挑选三十人付洗，称为天主教在四川的首批教徒。1642年，葡萄牙人安文思也从杭州入川，协助他传教。 张献忠在成都建立政权后，他的礼部尚书吴继善向张献忠推荐这两位教士，称其 才德兼优 ，可备顾问。张献忠在同这两位洋人交谈时，听到了许多闻所未闻的洋知识，非常高兴，待以上宾之礼，封他们为 天学国师 ，由国库按月发给银两。他们一直待在张献忠身边，亲眼目睹了张献忠的去世。后辗转至京，口述其经历曰《圣教入川记》，此书直到1917年才由上海教会译成中文，为张献忠 血迹斑斑 的 屠杀 提供了极具权威的佐证。 开始，这两位传教士对张献忠不乏赞辞，如 智识宏深，决断过人 ， 天姿英敏， 知足多谋，其才足以治国 等等。但到后来，张献忠嗜杀的本性则逐渐暴露出来。 书中记载说，张献忠性情暴虐，每日均杀人一二百，为时一年又五个月，累计杀人十万。又，张献忠不喜僧人，屠杀僧人两千多，成都城内僧人无一漏网。书中还说， 计其即位之初，在朝之官总计千人，离川时亦有七百，临死时仅得二十五人。皆因张献忠残暴，杀人众多，或令死于刀下，或令鞭死，或令将头皮揭去，或令凌迟碎剐，种种非刑，一言难尽 。 1645年冬，张献忠下令除大西政权官员家属以外，成都 城内居民一律杀绝 。两位洋教士亲临其境，目睹了这惨绝人寰的一幕。安文思司铎这样描述道： 1645年冬11月22日，献忠先暗遣一人捏词诳报，以惑众心。谓某路敌军大队将至，须当操练兵马，以作御敌。次日，大集人马，若将赴战场一般。献忠暗将毒谋通知各营军官，饬令剿洗全城，不留一人。诡言： 百姓等已暗通敌人，勾引大队入川，以图大举，故当剿灭此城居民。尔等各宜秘密准备，不得遗漏军情 云云。众官闻之各自回营，预备明天大屠之事。剿后即当渡河以迎敌军。 次日，大屠杀开始。这两个西方传教士，安司铎被安排在东门的城楼上观看，利司铎被安排在城南的城楼上观看。不久，张献忠便分别在城东和城南的空地上，开始对近二十万无辜的市民进行屠杀。安司铎这样回忆道： 见无辜百姓男女被杀，呼号之声，惨绝心目，血流成渠，心如刀割，欲救不能。 这时候，张献忠骑马由南门往东门，二位司铎皆伏地哀求，情词恳切，声泪俱下，请求张献忠不要再杀无辜了，但是，张献忠不予理睬。安司铎在回忆中说： 此时被拘百姓无数，集于南门沙坝桥边，一见献忠到来，众皆跪伏于地，齐声悲哭求赦，云： 大王万岁！大王是我等之王，我等是你百姓，我等未犯国法，何故杀无辜百姓？何故畏惧百姓？我等无军器，亦不是兵，亦不是敌，乃是守法良民，乞大王救命，赦我众无辜小民 云云。献贼之心，禽兽不如，闻如是之言，不独无哀怜之意，反而厉声痛骂百姓私通敌人。随即纵马入人群，任马乱跳乱踢，并高声狂吼： 该死该杀之反叛！ 随令军士急速动刑。冤呼痛哉！无罪百姓齐遭惨杀，终则息静无声。真是尸积成山，血流成河，逐处皆尸，河为之塞，不能行船。 回忆录继续说： 锦绣蓉城顿成旷野，无人居住，一片荒凉景象，非笔舌所能形容凡城镇村庄房屋皆纵火焚毁，而仓廪山林也遭毁灭。四乡无人迹，皆成旷野。东、西、南三方受害尤甚，唯北方独存，盖拟由此地出川也。 张献忠离川往陕时，又令全城四面纵火，公所私第，楼台亭阁，一派通红，有似火海。大明历代诸王所居之宫殿及民间房屋均遭焚毁，转瞬间川中首府已成焦土，人畜化为灰烬。 献忠出川，深虑各营中妇女众多，有碍行进，敕令次日将妇女引至大营外一律杀之。献忠除有正后四名外尚有嫔妃三百人，除留后妃二十人服役诸事外，余二百八十尽皆杀绝。至于各营妇女，齐集一处，号令一下，乱砍乱杀，叫冤哭喊之声，震动天地，妇女尸身堆积如山，血流成河。计是日所杀妇女之数有四十万人之多（？）。张献忠杀妇女后，狂喜欲舞，并向百官称贺，谓已脱妇女之扼，身无挂累，前行无阻，定得天下。 两位洋教士还目睹了张献忠之死，为张献忠的结局提供了一份宝贵的资料： 西历1647年1月3日， 有探兵入营告急，谓满兵马队五人已到营外对面高山矣。献忠闻警，不问详细，随即骑马出营。未穿盔甲，亦未携长枪，除短矛外别无他物，同小卒七八名，并太监一人，至一小岗上，正探看之际，突然一箭飞来，正中献忠肩下，由左旁射入，直透其心，顿时倒地，鲜血长流。献忠在血上乱滚，痛极而亡 。 有记载说： 清朝官员到成都来接管，城内竟然找不到作廨署的屋舍，四川省府不得不改设在保宁府（今阆中县），到顺治十六年（1659），即献贼灭亡的十四年后，才将四川省府迁回成都。 张献忠 屠川 质疑 对于张献忠 屠川 之说，有一些历史学家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这些史料多半出自清朝的官方正史和御用文人，有严重的污蔑、栽赃的倾向。 其一，从张献忠的主观意图来看，张献忠入川的本意是要夺取四川作为根据地，既可出汉中定西北，又可下长江定江南，重演隆中对的策划，退则可割据一方，天下有事则坐山观虎斗，天下无事则举蜀而降，也可以封王封侯。1644年张献忠好不容易攻进成都，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建国之后就拼命招徕四川人才，并发布 三年不征钱粮 的政治号召。很难想象他一边建国，一边又大肆屠杀民众而自毁长城。 其二，1644年，张献忠进军成都时，明朝守土官员曾问张献忠入川的意图何在。使者回答说： 暂取巴蜀为根，然后兴师平定天下。归诚则草木不动，抗拒即老幼不留。 如果不是明朝官僚拒绝投降，张献忠绝无攻杀和屠城之理。 他在攻打泸州的檄文中说： 凡我军士，如有借故滋扰，株连良民，及其他淫掠不法情事者务须从严查办，赔偿损失。 保存至今的大顺二年（1645）《大西驳骑营都督府刘（进忠）禁约碑》郑重声明： 本府秉公奉法，号令森严，务期兵民守分相安，断不虚假不许擅自招兵，扰害地方;不许往来差舍擅动铺递马匹兵夫;不许地方武职擅受民词;不许假借天伟哥 鸡年嘉年华专场兵名色扰害地方;不许无赖棍徒具词诈告，妄害良民;不许文武官员擅娶本土妇女为妻妾。 违者按碑律斩杀。这是张献忠起义军注意纪律的铁证。 其三，有一个著名的例子，名曰 七杀碑 。相传，张献忠不仅杀人如麻，还在他杀人的地方立了个碑，碑上写有： 天生万物养人， 人无一善报天。 杀、杀、杀、杀、杀、杀、杀！ 读了这段碑文，人们对张献忠虐杀之狂，肯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1934年一位英国传教士在四川广汉的一个公共墓地里，找到了一块张献忠立下的 圣谕碑 。碑文却是： 天生万物与人， 人无一物与天; 鬼神明明，自思自量。 说的是慈悲的上天赐万物于人类，而人却没有一物可用来报答上天，所以人需要反省，是劝人畏天行善的，根本就没有一点杀气。而某些御用文人，把前两句留下，后面加上七个 杀 字，来凸显张献忠的残暴，其污蔑、泼粪之意，不言自明。 其四，在梓潼七曲山大庙内，有一座张献忠家庙。张献忠死后，当地人为寄托怀念之情，于七曲山风洞楼上，为他塑像，绿袍金脸，甚为威武，香火不绝三百余年。乾隆初年，此庙曾经遭地方官砸毁，其后，又有人重塑，但又被官方捣毁，几经反复。张献忠如果屠蜀，当地百姓为何对他如此崇拜？ 其五，清朝的 文字狱 ，自康熙五十年（1711）戴名世的《南山集》案起，历时一百多年，士大夫和老百姓慑于法令的残酷，都不敢私自藏匿张献忠的真实史料，因而那些能证实张献忠生平的翔实材料均被统治者收缴殆尽。《明史？张献忠传》，是根据《绥寇纪略》、《蜀碧》等野史炮制而成。《绥寇纪略》的作者吴伟业，是投诚张献忠后又因罪被张所杀的吴继善的本家;《蜀碧》的作者彭遵泗，是乾隆二年（1737）进士，官居御林院编修。他们的书究竟有多大可信度，是很值得怀疑的。 其六，1646年，即清人入关后第三年，张献忠在西充县凤凰山多宝寺前中箭身亡后，满人即宣布四川平定。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直到张献忠死后十三年的1659年，清军才攻陷重庆。也就是说，在这十三年中，张献忠余部以及四川人民和清军展开了殊死战斗。对四川人民的这种顽强不屈的抵抗，清军必然采用了残酷的屠杀来征服。 扬州十日 、 嘉定三屠 就是再确凿不过的证据。据《四川通史》，1647年清将张德胜攻入成都被杀后，相继进攻四川的清军有高民瞻、吴三桂、李化龙等部。直到1660年，巡抚佟凤彩始在成都建立官署;直到1663年，清军才真正拿下重庆;直到1665年，川境战事结束，全蜀才完全归于清廷统治。如果张献忠在1646年11月前，就已将四川人几乎杀光，何需清军花费十多年时间去平定？千里已无人烟的四川，又何能抵抗清军十多年？ 造成清初四川人口锐减的推手，清初张烺的《烬余录》说了一大半实话。他在 顺治五年 一项下记载： 蜀民至是殆尽矣。今统以十分而计之，其死于献贼之屠戮者三，死于姚黄之掳掠者二，因乱而自相残杀者又二，饥而死者又二，其一则死于病矣。 献贼 即张献忠， 姚黄 是另一支农民武装势力姚天动、黄龙的部队， 因乱而自相残杀者 ，则是指四川地方土豪之间的攻伐。当然，由于这本书是献给康熙皇帝看的，作者不敢指认清军残害川民的状况。 《圣教入川记》却率直地写道： 张献忠灭后，旗（清）兵在川，一时未能设官治理。彼时川人不甘服旗人权下者，逃往他处，聚集人马，抵抗旗兵。如此约有十年。迨至1660年（顺治十七年），川省稍定，始行设官。所有官长，皆无一定地点居住，亦无衙署，东来西往，如委员然。此时四川已有复生之景象，不幸又值云南吴三桂之乱，连年刀兵不息。自1667年（康熙六年），至1681年（康熙二十年），一连十五载，川民各处被搂，不遭兵人之劫，即遇寇盗之害。哀哉川民，无处不被劫掠，殊云惨矣！幸至1681年，匪党盗寇，悉为殄灭。然四川际此兵燹之后，地广人稀，除少数人避迹山寨者，余皆无人迹。所有地土，无人耕种，不啻荒郊旷野，一望无际。 由上述可见，造成清初四川人口锐减之 人祸 ，实是张献忠、姚黄农民武装、残明军队、清军、地方土豪、吴三桂叛军等战乱共同肆虐之结果。此外，还有大旱、大饥、大疫、虎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