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时期，吏治败坏，在任用官员问题上尤为突出，发生过一系列丑闻和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奇闻。例如某些被罢黜并系狱究办的大员，必须行贿，方能进入监房坐牢，即出现于此时。
崇祯初，朝中京官或地方主官出缺，除循例由新进士中选拔外，也由任过一定时期的州县官吏中进行考选。这就给某些朝臣，大开了发财之门。
考选标准并非根据德、才，而是徇私枉法。譬如礼部郎中路迈，只因为和大学士周廷儒的弟弟周正仪是儿女亲家，依仗这个关系，竟订出“七千求词林(翰林官)、五千求科(给事中)、三千求道(监察御史)”的价格，公开受贿，代人走门路求官。如果没有把握，路迈岂敢公然如此?朝中层层勾结、徇私舞弊的内幕，由此不难窥见。
进京接受考选的官吏，为了攫取肥缺美缺，无不争相向当权者施贿。授官大权由吏部掌握。东厂为了分肥，常对该部的舞弊行为提出弹劾。因此，每遇考选的年头，吏部官员惴惴不安。后来双方协议，每次选官，由吏部送银二万两给厂监，听由该部寻找谋缺的人，从此才相安无事。
崇祯十年三月出任吏部尚书的田唯嘉，为掌握内外情况，曾向宫内太监普遍送礼，要求互通消息。次年，被御史参劾“考选不公”，而劾本内容他很快便知道了，于是匆忙黑云七钻杀手上疏自辩。谁知谏官们认为，御史的奏疏送入内廷，尚未公开，田唯嘉何以得知其情由，再度提出纠劾。皇帝为宫中泄密一事感到恼火，传旨令锦衣卫镇抚司究办，先逮捕了田家的四名亲信。田唯嘉心中惧怕，只得把到手的贿金大部份送给镇抚司，但后来还是被罢了官。事情外传后，民间曾讥讽说：“吏部囊空，锦衣地重!”
作为执法主管机构之一的刑部，同样是黑幕重重的浑水衙门。崇祯十二年升任该部尚书的甄淑，表面上道貌岸然，一介不取。但却听任儿子贪赃枉法制造了许多冤案。次年他因故下狱，囚禁狱内的受害人一见到他，立刻蜂涌而上，予以痛殴。狱官叶国华恐怕他被揍死，只好把他关在狱吏室内，使冤愤者不能近身。
任用大员也存在问题，皇帝往往凭印象出发，决定尚书、侍郎人选。在内外交困之际，这些人常获咎于皇帝，被当廷传旨系狱。崇祯十二年五月擢升兵部尚书的傅宗龙，年底即以“戏视封疆”，由朝房直接下狱。
傅宗龙步行进监，监门颇多。每过一门，狱吏狱卒都要钱。等身上携带的银钱用完，无法应命，竟被拒之于监房之外。直到家里送来了钱，满足了狱吏的需索，才得入内坐牢!
兵部侍郎谢启光入狱时，身无分文。牢头索贿不得，竟当场饱以老拳。
御史高钦舜和张养的遭遇更为离奇。他们到两淮巡盐，“厚载而归”。此事被厂卫探知，分肥不得，提出了弹劾。由于皇帝震怒，一切施贿手段都不奏效，最后两人同时处斩。高钦舜受不了看着张养先被处决的惨状，嘱咐家人厚赂监刑官和刽子手，要求先斩自己，果然如愿以偿。谁知他刚身首异处，“停刑”的圣旨就下达了。张养没有想到行贿请求先死，反拣得一条活命。
崇祯十五年以后，买卖官职的情况愈演愈烈。外省一司道官员，钻营升任巡抚，已向吏部送去五千两银子。此人患得患失，诚恐资历不够，做不成抚台，忙着又加送了两千两，结果真的擢升巡抚。一名小京官谋求外任浙江海道道员，吏部索价五千，他只答应三千，而且是先交一半，因而仅当上了知府。
吏部还订出卖官的价格：礼部属官二千两，兵部没有多少油水可捞，只要八百。有人出了重金，买到吏部属员的位置，但还没有到任，就被“有力者”以更高的代价夺走了。
给事中廖国遴和杨枝起，手段更恶劣。他们主动登门，拜访入京考选的人，进行所求官职的讨价还价。如果出钱过少，两人当晚就再度登门，施加恫吓。文献记载，有人把随身携带的银子送完了还不够，“至货袍带以赂者”。
崇祯十五年八月，兵部尚书陈新甲因家仆泄密，被捕下狱。廖、杨二人连连上疏，要求处以极刑。而当收到陈家的重贿后，他们又奔走于刑部尚书徐石骐家中，为之说情，请予免死。是非颠倒，一至于此。
皇帝本人，对朝中贿赂公行的情况，并非一无所知。一次考选新进士，他曾对近臣说：“新进士选馆，将城内金子换尽矣!”虽然如此，可没有办法来扫除积弊。
由于考选弊端丛生．皇帝不再相信此一办法能选拔出扭转颓势的真才，从而又提出用人采行“荐举”的途径。消息刚刚传出，不少人便开始活动，向朝臣们行贿托情，央求予以推荐。
崇祯十六年，农民大起义席卷半个中国，往昔千方百计钻营做官的人，几乎没有一个愿到经受过战火的地区任职。即使已被任命，都寻找种种借口，“规避不出”。
皇帝没有办法，只得亲自主持授官，在殿中供奉明太祖神位，让选中做官的人鱼贯进入，先在神位前跪拜，接着由后一人代前一人拈阄，阄上书明何州何县，一律即刻赴任，不准逃避。中选者个个愁眉苦脸，从积极行贿求职到被动拈阄授官，这又是桩少见的奇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