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倭英雄戚继光讨好上司张居正 送美女给其享用
万历十五年，五十九岁的戚继光更加衰老了。这位几年前叱咤风云、令边寇为之丧胆的英雄，这位马蹄催征、征战南北的职业军人，这时已完全成了一个龙钟的老人。虽然从大帅的位置上退下来不过三年，但短短的三年时间，却足以把一个人改变得面目全非。
如同一片刀锋在即将生锈的前夜，忍不住就要怜惜自己的光芒一样，自从明白了此生再也不可能驰骋沙场之后，戚继光的病更重了。同时，他开始回头梳理自己的一生。几年的闲居生活里，他时而埋头兵书，时而凭窗长啸，时而轻抚壁上那柄和他一样闲置的青锋。几间小小的草堂里，除了为数不多的几个最好的朋友偶尔来看看他外，人迹罕至，车马冷落。
庭前梅花怒放，屋后翠竹青郁，浓烈的中药在砂制的药罐里煎熬着这位风烛残年老人的最后岁月。天气晴好的日子，戚继光也会拄着竹杖，带着一个家童登上门前的青山向北方遥望。乱云飞渡，关山苍茫，少不更事的家童无法知道，自己这位声名显赫的主人，此刻的心绪早已飞到了烽火连天的壮年。家童远远地跟随着，手里端着主人还没有喝完的药水。夕阳西下，血一样鲜红的阳光尽数泼向戚继光和他足下的青山绿水。
一切都已经过去了。戚继光深深地知道，自己一旦还能再握兵符，率领八千子弟，所有的疾病与衰老都会离他而去。虽然是如此的不甘心，但一个人无法抓住自己的头发将自己提升于大地，他也无法改变命运。每个人都是命运的棋子，不论他是一代名将还是乡间农夫。戚继光在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唯有在一阵长啸之后又埋头于他的兵书――现在，这部兵书成了他留给世界的最重要的礼物和遗产。
就在这一年（1587年）阴历十二月十二日，戚继光在贫病中死去。与他同一年去世的，还有一个和他名声相仿，对后世的影响更大的海瑞。这一文一武两位大明官员，在万历年间的政治生活中，都曾是叱咤风云的人物。大学者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不过写了万历朝的六个人，而海瑞与戚继光均占有其位。黄仁宇对海瑞下的定义是：“古怪的模范官僚”。戚继光则是：“孤独的将领”。
说戚继光是孤独的，一点不假。
明朝是一个极度集权的朝代。朱元璋设计的帝国运行模式是一整套僵化的文官制度。这个制度中，文官和儒教处于主导地位，而武将则处于从属地位。可能是出于对唐朝藩镇拥兵自重、不尊王命的畏惧，明朝自朱元璋开始，便日益培养重文轻武的倾向。到了戚继光时代，离洪武年间已有一百多年，大明正值壮年，文官集团进入了成熟时期，文官的社会地位上升到最高点，武官则下降至冰点。
“武将领兵作战，和文官集团的施政原则在根本上是不能相容的。当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不能平衡，冲突激化，以政治手段调剂无效，通常就会导致战争。有时候严重的天灾造成大面积的饥荒，百姓面对死亡的威胁，也会铤而走险，诉诸武力。但是我们帝国的文官，则一贯以保持各方面的平衡作为施政的前提，如果事情弄到动用武力，对他们来说就是失败的象征。他们具有一种牢不可破的观念，即上自国家，下至个人，不能把力量作为权威。”
大明帝国上下，大多数文官以中庸之道为处世的原则，标榜稳健和平。武将在刀剑矢石中立下的汗马功劳，在文官的心目中却成了血气之勇，匹夫之强。即使武将们奋勇杀敌，克敌制胜，在文官们看来也不过是短暂和局部的成功而已。
退伍的军人更没有地位可言。那些从战场上还乡的士兵，不但不能因战争的洗礼而获得乡人的尊敬，反而被看做是增加了一个不事农桑的无业游民。这对一个视安稳为泰山的帝国来讲，一个只会行军作战而不会稼穑的男人无疑是危险的，需要加以防范。正如黄仁宇说的那样，一个军官会发现在军队以外，“人们所重视的是安详的仪表、华丽的文辞、口若悬河的辩才以及圆通无碍的机智。――总而言之，和他已经取得的能力恰恰相反。”
这种观念上的南辕北辙，使文官不仅在精神上对武官加以轻视，而且在实际作战中，他们也常常对高级将领提出无理的指责。如果将领当机立断，指挥部队迅速投入战斗，那是贪功轻进，好勇嗜杀;要是他们暂时按兵不动，等待有利的战机，那又是畏葸不前，玩敌养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