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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的风范

《列子`汤问》：“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伯牙鼓琴，志在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这则“高山流水”的典故，用来形容知音之赏识和知音之难遇。

中国文人的最大毛病，从来不是“嘤其鸣兮”地“求其友声”。凡写了一点作品，凡有了一点声望的作家诗人，你按也按不住他要“诲人不倦”，要“指点众生”，要“挥斥方遒”，而“好为人师”。

这班进入大师状态的文人，嘴巴之大，嗓门之粗，脾气之大，毛病之多，遂构成当代文学的一道风景线。反观前贤，能不感慨良多吗！

大师，是极尊崇的称呼，最早见《史记`儒林列传》：“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看来，大师情结可谓古今通病矣！

由此起始，中国的大师开始多了起来，什么国学大师、文学大师、美术大师、烹调大师、气功大师、干炒牛河大师，五花八门，形形色色，把这顶桂冠东送西送，已经贬值到与街上卖的臭豆腐也快差不多了。书无一本像样的，文无一篇称道的，也作出令人作呕的大师状，指点江山，挥斥方遒，实在是近二十年文坛怪现象之一。前人对于滥称大师，也是十分反感的，清人陈康祺在《郎潜纪闻》里说到大清朝时的情况，言词中就颇有些不敬的口吻：“二百余年来，讲堂茂草，弦诵阒如，词章俭陋之夫，挟科举速化之术，俨然坐皋比，称大师矣！”

民国初年，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里说：“近年来，古学的大师渐渐死完了，新起的学者，还不曾有什么大成绩发现出来。”由此可见，在胡适眼里，学者和大师不能画等号，没有“大成绩”，而只是中成绩、小成绩，学者也不能称大师。所以，现在文坛上那些自封的大师，人封的大师，多少有些“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的沐猴而冠的意思。这证明了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里说过的一句名言“发亮的东西，未必都是金子”，真是一针见血之语。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大师的“大”，是非同小可的，而这个“师”字，则分量尤其的重。

我记得旧时家家户户供奉香火的神龛上，就有写着“天地君亲师”字样的牌位。这“师”，就包含上至孔老夫子至圣先师，中至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各类学问的大师，下至为你启蒙，教你识字的老师。凡师，本来就应该包含扶持、提携、培养、熏陶后来人的意思在内。近读《宋史》，为欧阳修和苏东坡同道相助、奖掖后进的精神所感动，由此体会到中国文学的进展，正是全赖这样的大师的播种耕耘，才得以造就文坛的辉煌局面。因此，要说到大师二字，只有从这个意义上说，才是名副其实的。

《宋史》载欧阳修“奖引后进，如恐不及，赏识之下，率为闻人。曾巩、王安石、苏洵、洵子轼辙，布衣屏处，未为人知，修即游其声誉，谓必显于世”。苏东坡也是如此，“一时文人如黄庭坚、晁补之、秦观、张耒、陈师道，举世未之识，轼待之如朋俦，未尝以师资自予也”。

像这样的大师，庶几乎不辜负这一个“师”字了。孔夫子所以成为百代素王，就因为他拥有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形成了一门儒学。什么样的“师”，带出什么样的“生”，然后，一群什么样的“生”，又对中国文化作出什么样的贡献，这才够资格称为大师。

欧、苏所在的赵宋王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个实际上只拥有半壁江山的弱势政权，但在文化和文学的成就上，丝毫不逊色于前朝的盛唐气象。人们耳熟能详的唐宋八大家，所谓“韩柳欧苏”等等，这两朝是平分秋色的。而在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文坛一下子出现群星璀璨、蔚为壮观的局面，绝非阮籍登广武所叹“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的只会搞一些形式主义的，只不过是过眼烟云的假繁荣，而是一个真正辉煌的，在历史上留得下来的文学高峰期。

11世纪的中期，欧阳修算得上是位顶尖的领衔人物了，“为文天才自然，丰约中度，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独骛，众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师尊之”。接他棒的苏东坡，小他二十九岁，则是11世纪后期的文坛主将。宋人葛立方在《韵语阳秋》里赞叹道：“东坡喜奖与后进，有一言之善，则极口褒赏，使其有闻于世而后已。故受其奖者，亦踊跃自勉，乐于修进，而终为令器。若东坡者，其有功于斯文哉，其有功于斯人哉！”反复论说其有功于斯文，看来真是发自肺腑。

在宋南渡前的文坛，先是欧阳修与他周围的作家，后是苏东坡与他同道的文友，构成了两个极佳的文学方阵。但苏东坡在文学途程起点阶段，若无欧阳修这样的“师”，苏轼这样的“生”，未必能如此顺利在文坛立足。所以，按旧时风习，“师”之对于“生”，位置能够排在“天、地、君、亲”以后，虽然很具封建色彩，但也表示师生之间的传承关系，所负荷着人类进化的重任，正是有师有生，代代相传，才构成世界文化的历史长河。

欧阳修“举进士，试南宫第一，擢甲科，调西京推官”，早已文声卓着，名震遐迩。可苏东坡还在四川老家待着，虽然他二十岁的时候由眉山至成都，当地名流“一见待以国士”，但对偌大中国来说，盆地终究有其局限性，尽管苏轼才俊不可一世，但不为世知。四川作家除了名师赏荐之外，其成长过程似乎有个隐隐的规律在，那就是必须出夔门，方成大器。

记得80年代中，写《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而闻名的周克芹先生尚健在时，每年来北京开会，偶尔到舍下小坐，总是伴何士光、张贤亮等一起光临，谈及这个话题，举出不少例证。其中一，即苏轼，一出蜀则雄伯天下，以致四海之内的士子，开口不谈苏而觉气索。其中二，即司马相如，当他在西京时何其了得，长门一怨而天下知，后妃们都给他送红包，求其辞赋，文采之飞扬，神情之得意，可想而知。一旦回到成都那条街上，与卓文君合开一家小铺子，整日坐在烫酒的炭炉旁，欣赏太太的美丽，从此也就平淡无奇了。出蜀效应，自古至今，皆如此而然，或许不无道理。然而，克芹憾甚，天不假以永年，还未等他出蜀，便撒手西去了。

苏洵也许并非完全自觉地意识到，不去和中原文化主流契合，寻找到认识并重视他们才华的大师，至死也是坐井观天罢了。于是，至和、嘉yòu年间，领着他的两个儿子，苏轼、苏辙，离开家乡四川眉山，乘舟东下，过三峡，出夔门，到了北宋的京师汴梁应试。三苏的名声，立刻被当时任翰林学士的欧阳修注意到了。“上其所着书二十二篇，既出，士大夫争传之，一时学者竞效苏氏为文章”。由于这样一位举足轻重的大人物的推荐，而且上达天听，连宋仁宗都认为朝廷得人。于是，这三位川籍作家，在首都制造了一次“轰动效应”。开封城里，立刻掀起了一阵三苏旋风。一时间，文人为文，都模仿他们的风格。

“楚蜀得曾苏，超然皆绝足。父子兄弟间，光辉自联属。”这是欧阳修“与为诗友，自以为不及”的梅尧臣所写的《送曾子固苏轼》诗。三苏二曾，一代新人的崛起，使得这位老诗人兴奋不已。然而，他笔下所写的“光辉”，正是由于欧阳修大力提携、推荐、游说、鼓吹。否则，也不是没有可能“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历史上“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嫌”的怀才不遇的事例，不也屡屡发生过吗？所以，发现真正有才华的人，并使其充分发挥能量，也就是所谓的慧眼识人，这才是大师的“师”应该尽到的责任。所以，大师的伟大，除了伟大在自身的文学成就上，还伟大在知人、识人、发现人、培养人。

公元11世纪中，欧阳修是公推的文坛领袖。那时候没有什么选举之类，也用不着拉票，也无需搞种种小动作。古代作家，至少那些真正的大师辈的作家，更讲究靠作品说话，而不把功夫用在文学以外。而时下那些奔名逐利于文坛者，组织吹捧呀，花钱买好呀，央人鼓掌呀，自吹自擂呀，忙得马不停蹄，累到吐血的程度，结果如何呢？不过是《伊索寓言》所嘲讽的那只狐狸，尽管披了一张狮子的皮，也并不等于就是森林之王。即使把自己作品的每一个字都镀上14K金，该狗屎还是狗屎。

欧阳修被“天下翕然师尊之”的崇敬，是因为他“始从尹zhū游，为古文，议论当世事，迭相师友；与梅尧臣游，为歌诗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最后一句，若译成现代语言就是，欧阳修以其使人敬服的创作实力和人格魅力，才被尊之为大师，凭真货色、真本事、真学问、真文章，才在文坛上产生一呼百应的凝聚力。欧阳修也不是无原则地支持一切，他始终坚持自己的文学主张和一以贯之的做人风格。“知嘉yòu二年贡举，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毕事，向之嚣薄者伺修出，聚噪于马首，街逻不能制，然场屋之习，从是遂变。”

欧阳修作为大师的第一成绩：纠偏当时文学积弊，创造一代新的文风。《宋史》认为他的功绩可与唐代韩愈的古文运动相比拟，“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宋欧阳修又振起之”。作为大师的第二成绩：是他发现了一大批如苏东坡这样的文学精英，使他们脱颖而出，造就宋代文学的辉煌。从文学史的角度看，这更应该大书特书一笔，予以充分肯定。

看来，发生在1058年开封城里的小小学潮，不过是考生们起哄而已，倒没有任何政治背景，只是对欧阳修改革文风的一次抗议。他们落榜了，走上街头，拦住了他的马，包围着他，吵吵闹闹，连警察也没有办法制止。这位老先生并不因此而改变初衷。该支持的绝不惜力，不该支持的哪怕闹事也绝不苟同。梅尧臣诗里提到的曾子固，即曾巩，也是受到欧阳修关注过的。《宋史》说曾巩“生而警敏，读书数百言，脱口辄诵，年十二，试作《六论》，援笔而成，辞甚伟。甫冠，名闻四方。欧阳修见其文，奇之”。

王安石就是通过曾巩得以受到欧阳修的教益。《宋史》的《曾巩传》和《王安石传》里都记载有这段：“少与王安石游，安石声誉未振，巩导之于欧阳修，及安石得意，遂与之异。”“安石少好读书……友生曾巩携以示欧阳修，修为之延誉。”他的作品集中，有许多与这些年轻文友们唱和、交游、思念、酬应的诗篇。欧阳修曾被他的政敌指斥说有朋党之嫌，他立即着《朋党论》，毫不掩饰与同道者的亲密关系：“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

凡大师，其学术成就，其文化贡献，其思想深度，其智慧之光，总是能够像电闪雷鸣一样，产生巨大影响，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铸成的铭记，永不磨灭，这才是胡适所说的“大成绩”。作章句儒，做老雕虫，拾人牙慧，鸡零狗碎，是算不得大师的。至于等而下之者，皇帝的新衣，纸上的冰山，厚似城墙的脸皮，吹牛皮不上税，与大师二字更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公元1056年，已经头角峥嵘的苏东坡方二十二岁，他的弟弟小他三岁，比现在那些后生代的作家还要年轻些。不知道由于什么原因，古代文人早慧者多，而近代作家则偏向晚熟。且不说外国的普希金、莱蒙托夫都在未长胡子以前就写出了传诵一时的名篇，仅以中国的李贺为例，孩提时就写出《高轩过》一诗，令韩愈吃惊。李长吉死时才三十出头，可他在唐代诗坛的重要位置已经牢固地奠定，为公认的大家。可时下许多同样年纪的后生代作家，尚在暗中摸索，不得要领。好一点的，充其量，也只处于小试牛刀的发rèn期，连圈子里的人，也未必知道。

大概如今时行大器晚成，不到五十岁，或略超半百，尚冠以青年作家头衔者，不算稀奇。过了而立之年，还称之为新生代，或后生代作家者，也属正常。以此类推，苏东坡就该是儿童团作家，李贺只能算幼儿园作家。我想，造成这种现象有许多因素，但缺乏像欧阳修这样奖掖后进、发现新人的大师级人物，恐怕是相当重要的原因。韩愈就了不起，他听说李贺那小孩有特异才华，亲自登门。后来，李贺考试，因避父讳，取消报考机会，韩愈专门写文章说明讳无必要，做他的思想工作。正是这些大师的关怀，李贺的禀赋才得以发挥出来，成为诗中鬼才吧！

所以，韩愈说，不怕没有千里马，而怕没有伯乐，这句话是有道理的。当然，有可能在一定的时期内，硬是没有伯乐出现，或出现了他也不干伯乐的事，尽去沽名钓誉，尽去风花雪月，尽去捞一官半职，那也只能无可奈何，就靠千里马自己去驰骋了。但千万别碰上一位非伯乐，却装作伯乐的家伙，“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才，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那就倒霉大了。

但真正的伯乐，如欧阳修者，在读到苏轼的文章以后，给梅圣俞的信中，抑制不住自己的兴奋之情，“取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一个在文坛扛鼎的大人物，会为一个年轻作家的出现，高兴到甘愿为他让路，这种大公无私的精神，还能找出类似的第二人吗？宋人朱弁，在他的笔记《曲wěi旧闻》里写道：“东坡之文，落笔辄为人所传诵，每一篇到，欧阳公为终日喜。前后类若此。一日，与棐论文，及坡公，叹曰：‘汝记吾言，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着我也。’”从这里，我们更看到他那宽大的心怀，深情的期勉，以及对于年轻人成功的喜悦。

若是能得这样大师的惠泽，岂不也是一种难得的幸福吗！

大师的预见没有错，朱弁接着写道：“崇宁大观间，海外诗盛行，后生不复有言欧公者。是时，朝廷虽尝禁止（苏轼文字），赏钱增至八百万，禁愈严而传愈多，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诵坡诗，便自觉气索。”

苏东坡在北宋文坛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后，始终与提携过他的前辈欧阳修一样，也是以扶持年轻人为己任的。身体力行，尽最大力量去发现、支持、援助、提携文坛新人。《宋史》中这样的例子，简直俯拾即是。

《黄庭坚传》：“熙宁初，举四京学官，第文为优。教授北京国子监，留守文彦博才之，留再任。苏轼尝见其诗文，以为超轶绝尘，独立万物之表，世久无此作，由是声名始震。”

《晁补之传》：“十七岁从父官杭州，稡钱塘山川风物之丽，着《七述》以谒州通判苏轼。轼先欲有所赋，读之，叹曰：‘吾可以阁笔矣！’又称其文博辩隽伟，绝人远甚，必显于世，由是知名。”

晁补之的弟弟“少有异才”，晁补之把他的诗文给苏轼看，轼曰：“有才如此，独不令我一识面邪？”

《秦观传》：“见苏轼于徐，为赋黄楼，轼以为有屈、宋才。又介其诗于王安石，安石亦谓清新似鲍、谢。……及死，轼闻之叹曰：‘少游不幸死道路，哀哉，世岂复有斯人乎！’”

最令人感动的，是《邵氏闻见后录》里的一则故事：“鲁直以晁载之《闵吾庐赋》问东坡何如，东坡报云：‘晁君骚辞，细看甚奇丽，信其家多异材邪！然有少意，欲鲁直以渐箴之。凡人为文，宜务使平和，至足之余，溢为奇怪，盖出于不得已耳。晁君喜奇似太早，然不可直云尔。非为之讳也，恐伤其迈往之气，当为朋友讲磨之语可耳。’予谓此文章妙诀，学者不可不知，故表出之。”

从这一席话中，大师的胸怀，大师的关爱，千年以后的读书写作的人，也能体会到大师的体贴和温馨。联想到时下那些加引号的“大师”，凡谀己者皆荣宠之，凡异己者皆粪土之，踏破门槛者为高足，不去磕头者为叛逆，无所谓是非，也不辨真伪，只以个人好恶而定爱憎。而真正的大师，永远是旗帜鲜明地支持应该支持的文坛新秀。也许他并不喜欢他，如欧阳修之对王安石，后来两个人甚至成为政敌，但不因此改变他对王安石文学才华的看法。

因为大师有这样足够的自信。

其实作家的自信，是和他的创作状态紧密相关的。任何一个作家，都有其创作的始创期、鼎盛期、衰微期。一旦到了写不出，即使写出也写不好的那一天，便不大愿意看到别人好过自己，更不愿意看到小字辈超越自己。所以，你千万不要去向作家本人打听“您是属于创作的哪一阶段”，因为所有作家都相信自己处于良好的状态之中。即使连一个屁也放不出来了，这作家招牌也不会放下的。历史上，只有一位作家，甘于承认自己不灵的，那就是南朝自称“江郎才尽”的江淹，至今也不能不佩服他的老实坦白。除此以外，我们没听过有张郎李郎王郎赵郎“才尽”这一说，都认为自己的才华如不尽长江滚滚而来。

实际并非如此，作家与世间万物一样，有其新陈代谢的规律，会衰老的。虽然这种老化现象与年龄并无一定的关系，有些高寿的作家，照样才华洋溢、笔力雄健；有些年纪尚轻的作家，也可能中气不足、未老先衰。问题就在于想写和能写，写得出与写得好，并非依主观意志而定。欧阳修的避路精神让我们为之大声喝彩的同时，也看到他的自信。唯其自信，才敢于避路，让出一头地。而有些前辈，唯其不自信，才对年轻人横挑鼻子竖挑眼。欧阳修虽然说，三十年后，我就没戏了，但实际上他到今天还是有戏；与时下文坛上那些以为自己将要不朽，或已经自觉不朽的作家，人还未死、作品已亡的状态相比，便知道“大师”二字，不是随随便便，像萝卜白菜一样论堆卖的东西。

现在，还有这样乐于助人，特别是助新生代一把的大师吗？当然有，这是毋庸置疑的。中国文人的人梯精神、团队意识，自会薪火相传、香火不绝的。但在“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特别强调物质的社会里，此风纵存，大概为数也不多了。而像欧、苏如此摩顶放踵、不遗余力为文坛新进推波助澜的大师，几乎看不大到了。

物质时代，不大容易产生精神上的大师，但类似大师，或近乎大师，或被人捧作大师，或有可能成为预备大师、候补大师的人物，还是能够套用苏联电影《列宁在1918》里那句脍炙人口的“面包会有的”的台词，无妨自豪地说一句“大师会有的”，这也是我们的一种幸运了。

不过，在物质时代，大师也有难能免俗的物质欲望，或忙于建造纪念自己的楼堂馆殿，或忙于保留自己有可能成为文物的故居，或忙于成立研究自己着作的学会，或忙于口授、对讲、自撰自己的回忆录等等塑造流芳百世的形象之类的工作，大师太忙，使他们无暇顾及后来者，由着文坛这班小八腊子自生自长，也就是可以谅解的。所以，像欧苏那种大师风范，一时间竟也真成了空谷遗音呢！

“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着甚干忙？”古代的大师似乎比今天的大师要想得开，所以，他们不怎么忙，因而有时间为培养新人做些事情。至于身后，欧阳修顶多也就是和梅尧臣约定，我死了以后你给我写墓志铭而已，苏东坡甚至连这一点都没有想到，他死后的传记，只好由其弟苏辙编撰了。即使没有研究会，没有回忆录，他也依然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大师。

想想也真是遗憾，由于欧阳修处于朝廷政治斗争的漩涡中，苏东坡处于流放坐牢的颠沛生活里，这两位大师竟没工夫，也没有想到，应该向城建部门去办理一下故居的保留权，永远不予拆迁，以供后人瞻仰。所以，至今在四川眉山没有苏轼的故居，在江西永丰也找不到欧阳修什么祖屋之类。这当然令那些大师的崇敬者，多少有点惋惜。眉山的一处公园里，尚有一座东坡先生的塑像，永丰那里的六一居士的遗址，早就荡然无存。转而一想，没有故居留存下来，影响他们的伟大吗？我想答案是否定的。“环滁皆山也”的醉翁亭，“毕竟西湖六月中”的苏堤，不比一处两处故居更具有文学价值吗？

写到这里，不禁生出一种杞人忧天的思虑：要是把所有活着的大师或准大师或其实也不是什么大师的故居都保留下来的话，活人还有立足之地吗？